任何反人类的屠杀，总有高高在上者的决策与鼓动，与在下者充当打手负责实施灭绝行动，两者只要有一者良心发现，，整个屠杀运动都不可能实施，或者说不太会往灭绝人性的方向发展。所以试图赦免其中一方的责任都是对被害者的不负责任。文革作为让整个时代，无论哪个阶层的人，或被打压，或被残杀，整个国家因而充斥着野蛮，血性，不人道的运动，称其为反人类的行为，是远远够格的。
　　作为文革打手的，除了鼎鼎有名的红卫兵之外，还有愚昧信奉毛泽东的各个阶层的人物，他们的愚昧虽然发生在那个时代，那个环境裡，但不能因此就以环境时代背景作为为自己开脱的护盾，因为时代在怎么给你创造愚昧的条件，是否愚昧终究是你自己的选择，那个时代或许逼迫你不得不与自己的家人划清界限，不得不表态讲些昧心的话，减轻愚昧和降低因此所带来的伤害的选择终究还把握在每个人的手上，拿着仅有的一点权力不利用，却至今仍在埋怨那个时代愚弄了自己，也真活该被权力者玩弄一辈子。
　　毛当时在天安门接见的红卫兵就有一百万人，而其中亲自参与侮辱，打人，或打人致人身亡的人，相信也不再少数，但几乎很少能听到他们受到法律的追究，或出来哪怕是对死者道了歉。文革时期风云人物宋彬彬的道歉信也更多的是在开脱自己的责任。“根据一项“内部材料”，在北京西城区(师大女附中所在的区)，8月下旬有333个人被红卫兵打死。打人主要是中学红卫兵所作。当时西城区一共有61所中学。平均一个中学打死五个半人。”而1966年10月召开的“中央中央工作会议”发放了一个题为《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的文件，其中被列为红卫兵功绩之一的，是1966年8月20日到9月底北京有1，772人被打死。中学作为红卫兵的主战场，野蛮热血的宣洩地，中学老师成为了文革中死伤最严重的一个群体，但到2000年为止出版了的叁部文革通史和两本关于红卫兵的专着，都没有提到任何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的名字。而国家层面对他们最大的补救无非就是对他们进行平反，恢復名誉，但平反，恢復名誉这些词，怎么听都像是额外的恩赐。
　　文革在党内早已被否定，但终究只是小打小弄，要彻底根除文革对这片土地的影响，甚至是防止文革在这片土地上重新復燃，除了个人出来道歉，开放文革资料，允许公开讨论文革，研究文革，建立文革博物馆之外，否定毛的思想始终是个绕不开，即将想绕开，它也会如幽灵般缠着你的关键关卡。而且，是不是该到时候轮到代表这个国家的政权为当年的极权统治者在这片土地上所犯下的罪行做一个政府层面的道歉和哀悼呢。好在，我们的政府发言人经常发表申明要日本政府为当年日军犯下的罪行道歉，证明，我们的政府始终还是相信，现在的政权完全可以替当年的统治者给国民一个交代的，这也是我自始自终愿意对这个国家保持乐观的塬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