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時報》副主編馬丁·沃爾夫疾呼，“中國絕不能重覆德皇的錯誤”;民族主義雄心壯志和對歷史上蒙受屈辱的憤懣都是人之常情，但為了中國人民的長遠利益，習近平先生應該三思，然後“止步”，因為這實在“太危險”。
沃爾夫把19世紀晚期歐洲和今日東亞局勢作比較，認為兩個時空共同面對同一個挑戰：在處理崛起的威權國家和處於經濟相對減弱的民主國家之間的緊張對峙時，能否同時保證開放的全球經濟得以持續?
那時和現在的另一個共同點是對立面之間的相互不信任日益加深，新興力量的行動加劇了衝突爆發的風險。
沃爾夫認為，中國設立東海防空識別區和隨後相關各方做出的反應令局勢顯得莫衷一是，但顯然增大了“爆發意外衝突”的潛在危險;一戰歷史表明，在火藥味濃重的局勢下，看似微不足道的事件都能引爆戰爭。
他指出，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是個強硬的民族主義派，日本領導人安倍晉三是個旗鼓相當的強硬民族主義派，而美國則必須履行日美安保條約規定的義務，這樣，東亞地區爆發毀滅性衝突的可能性確實存在。
他強調說，這種結局遠非不可避免，甚至可能性並不大，但確實存在，而且比一個月前更大。
他認為，一戰前德國、英國和歐洲其他一些國家的互動及其後果與今日東亞的情況也有相似可比之處，而中國領導人在這個時候採取這種“挑釁性”的行動則令人費解。
沃爾夫引經據典說明，在局外人眼裏，奪得有爭議的無人島嶼的主權帶來的收益遠不抵為此給整個國家帶來的風險，弊遠大於利;即使中國的這種冒險多次得手，每次都會推高衝突風險，而軍事專家認為一旦爆發軍事衝突，中國會打敗仗，世界經濟將因此受損，而受打擊最沉重的將是中國和中國人。
他認為，利弊分析同樣表明一戰對各方都是得不償失，但歷史的教訓是，“現狀與修正性力量之間的摩擦很可能導致衝突，無論結局將具何等的毀滅性”。古希臘歷史不乏實例為此提供佐證。
高鐵二期
《衛報》週三的社論也涉及歷史重演，涉及中國和歐洲(英國)，但跟戰爭無關;而是批評英國首相卡梅倫及其手下對中國的過分遷就、過度謙恭和不講原則。
文章說，英國公司1876年在中國修了中國第一條鐵路，被清朝官員下令拆除後，1881年建了第二條，負責監督工程的是英國工程師坎德。清王朝後來給坎德封官，表彰他對中國鐵路發展的貢獻。坎德如果在世，聽說中國工程技術人員將到英國來參與高鐵二期建設，當感慨風水流轉。
文章說，“有時歷史感不強”的卡梅倫首相在北京站在中國李克強總理身邊宣佈這個消息時是否想到了這一令人苦澀的一面，人們不得而知，但是比較優勢是一直在變的，英國在科技和工業領域還未到無足輕重的地步，而中國在這些領域的優勢也並不像1881-2013年的黑白比照顯示的那麼先進。
因此，文章說，英國聯合政府在人權和西藏問題上對北京的遷就、無原則“令人遺憾”;卡梅倫首相在中國這幾天的表現跟“奉承討好”差不多。
再看歐盟，每個成員國都在某個時刻出於某種原因置原則於不顧，就為了在中國市場佔一席之地，在中國的海外投資中分一杯羹;同樣，這也是為什麼日本“在南中國海”問題上沒有得到應有的支持。
文章的結論是，受貿易飢餓驅使的國家對中國的態度招致對方採取“分而治之”之策;縱觀歷史，或許可以看到一種“詩意的公正”：很久以前歐洲列強瓜分了中國，現在中國發現自己也可以輕易瓜分歐洲。
但是，文章說，這樣下去最終對哪一方都沒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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