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作品的真正价值，关键在於它能够为社会和众生带来多少有益的警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绝不能将两个作品进行简单的类比，结果往往会挂一漏万。官方舆论绝不应该挑起到对一部作品的批判，这种滥觞于极权时代的文化专制行为只能扼杀文化的活力。如果权力基於自身好恶对作品做出判断，那麽不仅结论有失偏颇，而且会对文化造成伤害。
　　最近，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比坏心理腐蚀社会道德》，认为《甄嬛传》之类作品的共同主题是权谋：谁的权术高明谁就能在竞争中胜出;好人斗不过坏人，好人只有变坏、变得比坏人更坏才能战胜坏人。而《大长今》一类作品的主题则是：只有坚持正义才能最终战胜邪恶。但作者似乎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从真实性上看，《甄嬛传》要比《大长今》真实得多，也更符合事实逻辑，那麽在真实性和正确性应该如何取舍?
　　《甄嬛传》告诉我们，如果有“政治宫闱”存在，那麽就会有“宫闱”政治，是“宫闱政治”造就了甄嬛，而要改变这种丑恶的现实，只能是彻底摧毁“政治宫闱”;而《大长今》则对“宫闱政治”起到了一定的粉饰作用，也违背了历史真实的一面，根本没有什麽历史逻辑可言，它在客观上对“宫闱政治”起到了一定粉饰作用，这种粉饰无限放大了专制主义温存的一面，丝毫没有什麽正面的价值可言。
　　作为一部作品，尽管主角被赋予了一定的价值观，但他们既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反面的，籍此来批判一部作品简直不可理喻，这不过是一种“文革”遗风。凭实而论，《甄嬛传》和《大长今》都是宫斗剧，大长今应该是“宫闱政治中”的异类，就好比皇权时代的海瑞一样。如果单纯从价值观上看，大长今固然可敬，但这种不可复制的人物究竟有多少教育价值，确实值得商榷。如果我们通过《甄嬛传》反思一下制度之恶，难道不是比它的效果更好麽?
　　《甄嬛传》不过是一部并不严肃的娱乐剧，只要制作和播出过程中没有违反法律，内容上符合法律的有关规定，权力就不应该妄加指责，更不应该组织公共舆论对其进行批判和围剿。权力必须诉诸法治的手段来规范文化的发展，这样才能避免它逾越固有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