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麽也干不成。小平主张“不争论”既是从自身经历得出的宝贵教训，是无可奈何之举，也包含了他的政治智慧。三落三起的邓小平，深知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与语境下，“争论”可能导致的严重後果。此後几代领导人基本上都遵循了小平“不争论”但务实改革的路子。这是一种策略，也是一种无奈。社会主义国家是历史上唯一一种建立在一位哲学工作者(马克思)创立的理论之上的政治制度，这就注定了两个特性：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执政基础，被供上了神坛;另一个是与时俱进的任何思想与做法都必须在这位德国哲学工作者的书中找到依据，否则就要承受“争论”甚至被攻击的危险。
　　时隔20年，争论再起。我们不妨看看最近的左右之争，也即是宪政、“普世价值”之争。左派们高喊反对“普世价值”反对“宪政”，但他们使用的不是过去20年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几代领导人把“普世价值”同中国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的例子，而是搬出了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更有意思的是，即便我们翻开马克思、列宁与毛泽东的着作，他们什麽时候像当今一些打着他们旗帜的人一样，明目张胆地反对“自由、民主与人权”这些普世价值呢?
　　而右派们也不是没有自己的问题。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从“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到“中国梦”，几代领导人一边“摸石头过河”，一边试图建立中国特色的理论与实践，这些理论既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最大包容与发展，也是有意吸取了当今世界先进的理念与价值观。对於右派来说，如果完全忽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绩与理论创新，不切实际的另起炉灶，就应该准备好取而代之的理论与实践，准备好承受当局直接的打压与迫害。他们缺乏的是平台，以及由平台才能奠定的群众基础，这也是一个不应回避的现实。
　　在可见的将来，当局不会顺应右派，更不可能依靠左派。他们无法与左派争论，左派们站得“太高”，更不能与右派论战，右派们走得“太远”。如果当局支持其中一方去对付另一方，则要就是失去执政基础，要就是逆世界潮流。对於当局来说，最好的做法是谨守小平的“不争论”，正如习近平所说：实干兴邦，空谈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