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末，网络推手“秦火火”等人被捕，微博红人薛蛮子则因涉嫌嫖娼被拘留，互联网随之掀起一场“打谣”风潮并引发连锁效应。新华社刊发评论《谨防大V变大谣》，呼吁大V们要“发出『好声音』”，切勿“给谣言插上隐形的翅膀”;《求是》杂志子刊《红旗文稿》发表评论：“整治网络谣言必须出重拳，要敢於打『老虎』、管网站。”
对於这些告诫，“大V”们感同身受。拥有1600万粉丝的房地产商潘石屹，以卖萌的姿态表达了郁闷：“为什麽当初要在我们头上加个V?(略带哭腔)”他还忍不住发出疑问：“你说这微博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
潘的老友兼同行任志强，也发出了同样的疑问：“微博无限好，大V近黄昏?”
微博的江湖陆续泛起波澜：作家韩寒说起了自己被V字形的奖盃卡住手指的故事，藉以自嘲;历史学家章立凡则勤奋扒拉起官方微博，说：“『民谣』要抓，『官谣』也要抓。”而对编剧宁财神来说，挫败感源於长久以来沉淀的疲惫。9月2日，他转发了一条朋友家被强拆的微博——这条求助微博曾被许多大V转发，却於事无补。
“大V的V，我一度以为是Victory(胜利)。”宁财神这样表达内心的沮丧，“但现在我觉得微博已经丧失任何力量了。”说这话时，这位1997年就已触网、中国最知名的网络作家兼编剧脱了鞋子歪倒在沙发上，语气混杂着戏谑与无奈：“我认输了。”
“终於有一份
自己的报纸了”
潘石屹记得，2009年8月，新浪执行副总裁陈彤出面邀请他注册微博时，两人正在办公室吃盒饭。潘石屹一边吃，一边问：“你说我如果上你这儿开，能达到一百万粉丝吗?”对方想了想：“估计得几年时间吧。”
两人都没想到：4年过去，潘石屹的微博已有了1600万粉丝，相当於南美国家厄瓜多尔的人口总数。他也变成了中国最知名的房地产开发商;而新浪微博，也发展成了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信息平台之一。
潘石屹与新浪微博的亲密合作，也正是後者最初成功的秘诀。2009年8月，新浪推出“新浪微博”内测版。为了抢占先机，新浪运用了其最熟悉的战略——拉名人。
这源於博客时代的成功先例。此前数年，新浪博客积累了大量的名人资源，微博建立後，更在这一战略上竭尽所能——他们甚至请来日本AV女优苍井空、拳王泰森等国际人士。短短1年间，新浪微博就拥有了过亿用户，以“Ⅴ”标注认证用户超过2万人。“占领了摩天岭，敌人就很难攻上来了。”新浪执行副总裁陈彤曾这样总结新浪的名人战略。
随之而来的，是大V群体的崛起。截至2012年底，新浪微博粉丝在千万以上的大V超过80人，粉丝在百万以上的超过3600人。这是一场巧妙的双赢：微博赢得了用户，大V则赢得了声名——庞大的粉丝群，进一步放大了V们的影响力。
目前的新浪微博第一“大V”娱乐明星陈坤，拥有5600多万粉丝，是澳大利亚两倍人口还多。他们主宰舆论热点的能力和方式超过常人想像。现在拥有4600多万粉丝的赵薇诞下女儿後只留了一个“哇”字，短短半小时之内就吸引了超过1500个粉丝的留言，而韩寒，第一条微博仅是个「喂”字，立即引来疯转，评论上万。
企业家也在这儿找到了舞台——2009年末，在老友潘石屹的介绍下，使用着老式手机，只会拿眼镜腿在屏幕上手写输入汉字的地产商任志强，走上了微博之路。此前还是演讲被丢鞋的“人民公敌”任志强迅速在这里找到了另一种存在感。他一天写数十条微博，自喻皇帝新装里的小孩，“宁愿喝茶，不说假话”，凭着“人有三件事不能等”等“心灵鸡汤”和生日时晒满屋的鲜花和蛋糕，转身成了备受欢迎的“邻家大叔”。
而微博所拓宽的舆论场，也吸纳了更多的人进入其中。他们有娱乐明星、体育明星、律师、媒体人、主持人、公益人士、政府官员……这些本来分散的社会角色，被聚集在一起，相互激发燃起介入公共生活和社会事务的热情，并迅速成为微博空间新的意见领袖。他们占据信息高位，引发话题、设置议程，成为微博话语的“触发器”、“过滤器”及“扩音器”。
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就曾研究发现，2010年影响较大的74起微博舆情案例中，有近五成存在明显的意见领袖。“微博完成了律师江湖的连结，有了微博，就形成了一个在野的江湖。”律师斯伟江评价。与之一起活跃在上海、浙江一带的陈有西、袁裕来等同行，也凭着李庄等案在微博的发酵，站在了网络时代的聚光灯下，并发现拥有了一件制约公权力的有力武器。
“现在法官对我接的案子都会很小心。”陈有西说，“一旦我(用微博)在全国推起来，他们吃不消的。”
微博上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你的粉丝超过一万，你就好像是本杂志;超过十万，你就是一份都市报;超过一百万，你就是一份全国性报纸;超过一千万，你就是电视台，超过一亿，你就是CCTV了。”这一点，导演冯小刚就深有体会。“我终於有一份自己的报纸了。有了微博就好像有了『冯通社』。”他说。
“另一种美好的可能”
对於1996年就已上网的专栏作家五岳散人来说，新浪微博刚诞生的两年，确实深刻改变了信息的流动方式：山西疫苗案、玉树地震、宜黄血拆、上海火灾……信息经过大V转发，会立即形成信息传播的爆发式增长点，出现“几何级放大效应”。
而在他看来，2011年7月的动车事件，更是标志着一个网络虚拟“广场”的形成。五岳散人至今仍能清晰记得，动车事件後的许多个整夜刷屏的日子，他从现场图片、文字直播完成独立思考。他还@了好友、“微博女王”姚晨：即使司机睡着了，按照目前动车与高铁的设计，也不应该造成追尾。他还通过微博号召人们不要围观，以免阻碍救援。
最让腾讯微博总编辑李方印象深刻的，是“自媒体”的新特性：每个节点，都是信息流动的一环。这深刻影响了信息的公开性和及时性。他清晰记得，2011年底甘肃校车事件，传统媒体一个小时後才赶到现场，而撞车後5分钟，腾讯微博的网友就已在直播。
虚拟广场的扁平化，则让前律师李庄印象深刻。2011年以来，借由微博，他极大拓展了所能触碰的信息边界——他联系上了重庆事件中的诸多当事人，甚至找到王立军的秘书忻建威，并劝说其面对公众，陈述冤情。
“打破信息的隔绝，每个人都是可以连接的。”如今，李庄每天都会收到几十条求助私信，远远超出重庆事件的当事人，“我就像有了一个私人电台”。
2010年宜黄拆迁也是微博在公共事件上的作用和影响进一步形成的节点。江西宜黄县人钟如琴因遭遇强拆而自焚。她的姐姐钟如九寻求媒体帮助，被当地政府阻挠在了机场厕所。记者邓飞等人通过“微博直播”，成功使其摆脱困境，最终还让地方领导引咎辞职。
而在《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看来，虚拟广场上的大V，借由技术赋权，更具备了影响社会现实层面的能力。2012年12月，罗昌平连发了3条微博，实名举报时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涉嫌学历造假、官商同谋骗取贷款和包养情人。半年後，刘铁男被正式调查。
更让罗昌平惊讶的是，刘铁男事件後，他回到家乡湖南涟源，发现一百余人的小村里，居然有十余人因想要了解此事，开通了微博。
“微博大V是网络时代与时俱进的新贵。是新传媒造就出来的明星。”作家金仁顺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这是什麽性质的问题”
纵使“新贵”们正如日中天，研究者李明亮却预见了隐患：微博看似给予每一个普通人发声的机会，主导公共舆论的权力却逐渐向“大V”集中。
2012年，香港大学曾对1.2万新浪微博用户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为期7天的研究期里，八成的用户并未撰写原创内容——看上去，新浪微博不像城市中心广场，而更像伦敦海德公园的演讲者之角。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渖阳的研究就曾发现：一个总数不超过250人的大V群体，已成为网络热点事件消息传播的核心轴。这250人通常拥有10万以上的有效粉丝，如不能激活他们，则无法将事件推向深入。
2011年，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统计，2011年备选“年度20件热点事件”的33个案例中，新媒体实现议程设置、影响话题走向的比重超过传统媒体一成。
任志强则回忆，国务院会议上领导两次点了他的名字，都是因为微博——领导们定期会看他的网上发言，一篇关於“保障性住房大跃进”的文章刚上网，第二天文章就被批示到了住建部。
中国人民大学舆情研究所根据监测结果认为：关於公共事件的微博，一旦达到转发次数超过1万或评论数超过3000的临界阈值，就可能会从微博场域“溢出”到社会话语场域，从网络影响到现实。
但“现实”同样在关注着正在起变化的网络。2011年下半年，因为老婆老咳嗽，潘石屹决定在微博上直播美国大使馆每日公布的PM2.5数据。一个月後，北京市环保局找上了门，“让我不要发了”。
甚至因为潘石屹发起了投票——询问政府何时公布PM2.5国家标准，被刊登在了《华尔街日报》，环保局的领导还发了火：“你看这是什麽性质的问题?”
政府部门对大V的管控
以“大V”为代表的网络话语权的重新分配，很快就显现硬币的另一面，最为显着的则是政府部门对大V的管控，以及对谣言的打击。
在此之前，作为商业利益的追逐者，新浪在官方监管与公众需求之间小心保持着平衡，并试图坚持一些温和的原则。2010年，接受媒体采访时，陈彤曾这样表示：“删帖会像捅马蜂窝一样，刺激人把信息发给别人。我们的原则是尽可能地少删。我们没理由去轻易侵犯个人舆论权。”
复杂的行政压力与现实困境下，这种平衡最终被打破了。
2011年7月，动车事故後，“外籍死者获赔两亿”等谣言在微博上流传，引发社会情绪反弹。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刘淇为此视察新浪公司，要求其“坚决杜绝虚假信息”。
2011年10月，时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主任的王晨在一次会议上再次要求“微博网站加强信息发布管理”。
新浪微博不得不继续调整原有的管理原则——开发出诸多技术手段限制敏感信息的传播，并对用户设置分级管理。
新浪微博继而推出“举报身份”功能，并首次以系统通知的方式发出“辟谣公告”。据《凤凰周刊》报道，为了满足新的监管要求，同时又不影响用户的使用体验，新浪微博开发出诸多技术手段限制敏感信息的传播，并对用户设置分级管理，有“普通用户、初级用户、敏感用户、高级用户、绿色用户、封杀用户、危险用户、冻结用户”等详细分类。
2011年9月，新浪网新闻中心副主编谭超则在《新闻实践》杂志撰文介绍：微博辟谣小组开始实行24小时不间断地监控。小组成员利用一些技术手段，随时对转发量较高的微博进行监控，并对用户进行暂停发布、暂停关注、删除ID等处理。
“手段都是一步步加上去的。我们的管控可以说是最全面、最科学、最柔性的——有管控又不让人知道。”一名前新浪微博员工对记者说，虽然他承认这个已经越来越难做到。
最终，伴随着2011年底，北京、广州等城市启动微博实名制，大V们与微博之间的蜜月期也由此结束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决定离开新浪微博。告别时，张鸣愤怒声明：“新浪微博的目标，就是打造一个大款和明星的欢场……错了，这样的欢场根本就没有生命力。”
离开者并非张鸣一人。2011年底至2012年初，宋石男、连岳、贾葭、刘瑜等在新浪微博人气颇高的大V，先後离开。
2010年7月，第一个迎来微博重创的，是一直以近乎完美的成功者形象出现的大V唐骏。方舟子和王小山多方求证後，证实唐骏获得博士学位的“西太平洋大学”是一所野鸡大学。这一发现让网友们大跌眼镜。接下来，方舟子在微博上发起了一系列对名人打假的质疑，李开复、刘瑜、韩寒，从“对事不对人”到对大V们私德的攻讦，微博上一时泥沙俱下。
微博也从虚拟广场渐渐变成现实的名利场。粉丝数量是一个账号影响力的直观表现。“买卖粉丝”、“殭屍粉丝”类似的新名词诞生了。而一些商业公司也开始将广告业务投放到大V身上，花钱请他们吆喝转发。一个懂得营销自己的人甚至团队，会火速走红成为大V，大V在过度消耗中走向污名与廉价。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未曾想，纵使他将微博视作学术私地，会面临同样的唾沫横飞。2011年4月，贺卫方在微博上发表《致重庆法律界的一封公开信》，开始了对於李庄案的讨论。不料却陷入整日被咒骂、攻击的境地。最终，经过无数次徒劳的沟通後，这位平日脾气温和的教授，在微博上拉黑了超过1500个人。
有着相同境遇的还有学者童之伟和张鸣。前者只因在微博开展学术讨论甚至受到人身威胁，後者的反对者一度早晨8点准时开骂，下午4点结束，有着上班的节奏。而时尚界名人洪晃则把所有骂她的评论删除了——因为她的女儿会上网了。
渖阳曾用软件对250个“意见领袖”的微博进行分析——选择了四个常用骂人词语，最终搜索出脏话微博6246条。脏话率大於千分之三点八，明显高於一般网友。语言污化继而导致肢体和语言暴力，间接催生“约架”、“方韩之战”等事件。
“那你就说造谣诽谤可耻”
面对最近的“打谣”风波，律师迟夙生甚至产生了“退V”的念头，“当个大粉丝，不就整不到我这儿了。”她开玩笑说。抱有相同感受的是编剧宁财神。他回忆过去两三年，微博上大密度的公共话题，多从爆发、愤怒、抗争，直至无效，“它大量透支了社会的愤怒，人民变得越来越冷漠，这对国家、个人都不是好事。
如今，他眼里的微博日渐扁平无力，最初热衷於参与公共事件中的人，都转向了自己的小圈子。认为是“读书人”的宁财神，也越来越不愿参与微博上的公共讨论。但他并不是放弃表达，而是选择将想法放进写作里。
这是他最後的坚持了：“剧本要有清晰的价值表达。”宁财神尝试在着剧本《龙门镖局》里塞进一些常识，比如反对刑讯逼供，比如程序正义。
2012年5月，“大V”潘石屹去了一趟朝鲜，所见见闻让他感慨：打开电视，只有三个频道，一片雪花白;只有四五个版的报纸，人们都挤着脑袋看——那是他们唯一的信息源。那一周里，潘石屹总想拿出手机发微博，才发觉手机被没收了。
潘石屹说，那一刻，他才意识到，我们每个人已经是网络的节点，完全离不开网络了。
相信“向往社会的进步是不可逆”
的潘石屹，如今仍坚持表达着观点。8月23日，他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以“坚守『七条底线』”为主题与网友在线交流。在这场“命题访谈”中，潘石屹反覆谈起了自己通过微博推动公共事件的例子，并反驳了主持人所说的“大V要区分专业、不跨线表达”的观点。
“看法不对，可以不断地修正。”潘石屹说，“我是盖房子的，只能说房子的事情，别的事情不能说，这在互联网时代是不对的。”
在2013年9月10日，潘石屹接受央视采访时似乎稍微调整了观点，他开始谴责“造谣”并赞成打击和“建立秩序”。
此前两高(高检高法)刚刚出台司法解释，其中规定：“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的被认定为诽谤罪”。在采访的末尾潘石屹像在说绕口令：“如果是说你还可以转发骂别人这个东西我觉得当然你超过一定限度了，就应该受到法律制裁。”
第二天，潘石屹发出一条微博回忆接受采访的经过，描述了一个戏剧化的场景：他给一大V的朋友打电话说：“CCTV要采访我关於司法解释的事，我很紧张。我应该怎麽说呢?”朋友说：“你千万不要接受采访。”
潘石屹的回答是：“他们正在20米处向我走来，来不及了。”
本文选自南方周末，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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