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害李开复的
　　也请处理一下”

　　记者：最近打击网络“大谣”在主流媒体声势很大。秦火火等人因为造谣被抓，你怎麽看这种处理?
　　李开复：我对中国法律不是那麽了解，处分造谣是一个好事情。那麽该(讨论)怎样程序正义地去处分造谣，有人认为造谣受害人可以去起诉，以此平衡造谣和言论自由。现在微博上确实有谣言的问题，需要整改，我觉得怎麽去做在细节上是法律的程序正义问题。同时也要有数据和实施根据。
　　记者：你发微博提出愿意参与技术工作，用大数据技术抓造谣，有些人说你从美分变成了五毛。
　　李开复：如果有关单位真愿意客观的运用技术和数据说话，这或许也是一个贡献，因为可以把真正的造谣者抓出来。很多人会把“站队”放在“实事求是”之前，我客观批评美国、斯诺登、台湾，也批评俄罗斯。做得好的，我也会陈述支持的观点。王小石写了一篇乱讲俄罗斯的文章，我站出来，我不是为了批评而批评他，也不是为了保卫俄罗斯，我只是说你的事实描述有很多错误。
　　记者：也有人说你转了很多秦火火的微博，现在抓紧删微博了?
　　李开复：央视想拍什麽镜头，那是它的权利。但一些人就立刻跳出来主观揣测说：“你看新闻都报了，李开复肯定跟秦火火有关!”这就是谣言了。我也受到伤害了，是不是应该去告这些的人呢?
　　造谣确实很恶劣，伤害了铁道部不好，伤害了红十字会不好，但伤害李开复的也请处理一下，好吗?我觉得应该对等。我非常支持反谣言，但是希望能够更客观。
　　记者：那几天里，中央电视台等大媒体曝光薛蛮子嫖娼，声势前所未有，你觉得是在传达什麽样的信息?
　　李开复：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理解。
　　过去一年，尤其是过去半年，确实能从这些事情里能够感受到一些微妙的变化。但我在多次采访中说过，我是一个不跨线的人。我希望分享科技、投资，同时也希望谈谈经济、社会。
　　记者：其实之前你已经被新浪禁言过一次。
　　李开复：上次禁言确实让我自己也有一些思考。我更愿意把它看作是社交媒体的一次研究和探索，因为我们也是研究社交媒体的机构。每次探索都是一次回馈，比方说哪些线不能踩，必须要意识到後果。一般我的判断都比较准确，但也有不准确的时候。上次禁言就是判断不准确的时候(笑)。
　　我觉得地方新闻、台湾选举、美国选举可以谈谈，波士顿爆炸之类的事情也可以讲讲。我在试，想了解一下状态。因为我有兴趣，我是一个喜欢钻研事实的人。尤其这又属於社交媒体的范畴，也属於我们研究的领域。
　　记者：知道被禁言就不发了，这是你的底线?
　　李开复：这是一个评估。假如我发一条微博被禁言，但能拯救一个人的生命，那我肯定会发。那条微博就是对某个事件做一个评估，也不会有任何实际的效果，什麽事情都是一个Return of Investment(投资回报)。投资是我三天不能发声，回报是能救人一条性命，那我当然会发了。但是如果我只是为了七千个人的转发，这就变得没有价值了。
　　记者：你已经有了这麽庞大的粉丝群，他们会要求你在公共议题上发表自己的意见。他们的呼声或者要求对你有影响吗?
　　李开复：很少有影响。当不伤大雅没有什麽後果，只要他们的要求是合理的，我做的东西符合我的价值观，那我当然会支持他们去做。但是如果有严重後果，不会因为这个我就去做。

　　“(过去)假装活在北京”

　　记者：有人说你的微博只是为了做好生意?
　　李开复：生意来自哪里?微博传播的是我个人的品牌，也传播了中华文化的品牌，也传播了我们的投资理念、对技术的认知，还有一些产品和投资公司，对创新工场应该是有一些帮助的，但是我觉得不是特别大。
　　记者：有员工担心你的发言给公司带来麻烦。
　　李开复：了解我的人，应该知道我是有分寸的，我就是希望做正确的、有价值的事情，然後至少不会因为我的言论，也不应该因为我的言论给公司带来损失。
　　记者：这种分寸感是一种直觉经验吗?你如何确定你的边界?
　　李开复：看我过去发的微博就应该知道，真正极端的人会认为我只是小清新而已。作业本说我是无毒的植物，真的比较犀利的人其实是相对比较温和，甚至比较水嫩的。
　　记者：之前有一个讨论，关於企业家应该“在商言商”还是要参与政治，你是怎麽考虑的?
　　李开复：这两个选择太过了一点，“在商言商”我理解它的定义。参与政治感觉像从政，那样可能太过了一点。如果要在这两个中做选择的话，每一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方向，而且不可能每个人都选其中之一。
　　记者：你选择的是什麽?是属於中间的吗?
　　李开复：我愿意发表观点，但并不认为是参与政治。我有自己的分寸和判断，我不是一个政治人物。
　　另外可能要评估一下愿意直言的程度，有些人觉得冒风险，不要说，有些人想什麽就直接说什麽，有些人稍微多些建设性，强迫任何一个思维到所有人身上，都是不自然的。
　　记者：你自己的选择呢?
　　李开复：你看我的微博就知道了。
　　记者：你的微博反映了什麽?
　　李开复：我可能会有一些意见，发出我认为可以帮助社会进步的声音，这是我愿意去做的，但是我不会强加说每一个企业家都要背负责任。
　　记者：你不会去强加，那会有价值的倾向性吗?
　　李开复：倾向是什麽意思?对於哪些题目?
　　记者：比方说倾向於认为企业家应该讨论超出自己的商业领域话题。
　　李开复：我觉得“应该”这两个字就已经不对了。
　　记者：那你更欣赏的是?
　　李开复：我还没有很深地跟那些发表不同言论的企业家沟通观点，但是基於接触到的有限信息，我很欣赏王石写的那篇文章，不是站队。那篇文章对我是有启发的，我认为是企业家应该阅读的很好的内容。
　　记者：你是什麽时候开始关注社会政治问题的?
　　李开复：一开始是微博打拐，我见过可怜的小孩跟我要钱，但集团操作是第一次知道。宜黄拆迁是我第一次听到拆迁，厦门PX是我第一次听到PX项目。没有社交媒体前前我也不太看这些，更多是在网站上浏览科技新闻、投资、业界、经济新闻、股市，还有国际大事。生活的圈子也都是外企，过国内半封闭的生活，读报也是关注商务、科技。和人来往也比较单纯，感恩节吃个火鸡，大家一块去度假。那种状态形容一下，就是：假装活在北京。
　　记者：你的成长环境看起来比较单纯，也没有经历过政治运动，对这些环境一开始就适应麽?
　　李开复：我觉得还挺适应的。我的职业生涯碰到多次类似政治运动的事情：第一次是我离开微软之後的事，那次我面临莫须有的罪名和扣帽子的作风。当人急了，为了胜诉、名声、利益，就会做一些事让你掉进陷阱，报纸、媒体上各种各样虚假的报道，说我拿了一两百万美元的酬劳。那一次对我的影响还是蛮大的，当时感觉全世界都要毁灭的样子，那是我第一次碰到巨大的挫折。
　　记者：你到中国这麽多年，先在微软，然後谷歌、创新工场，再到微博，每一个阶段认识到的中国应该是不一样的。
　　李开复：每一次都是巨大的信息爆炸。在微软真的只是在做科研，到处受欢迎，因为产品都不错，我们就是把最新技术带来教中国年轻人，帮助他们写论文、做研究、出国、出名、读博士。比尔‧盖茨又很喜欢，而且是全球大公司。
　　记者：谷歌就不一样了，进入中国的时候，和政府存在很大的分歧，你开始频繁和政府打交道?你怎麽找到平衡点?
　　李开复：我要一边学习，一边保护我的团队，让他们能够不断地打造出好产品，不被价值观的争执过分影响。我开始去理解中国政府的结构。在谷歌之前，我不知道什麽叫常委。在微软的时候我只了解科技部、教育部，到了谷歌我才知道一大堆管理我们的部门，知道意识形态是怎麽回事，谁是负责人，开始逐步了解意识形态。
　　记者：在谷歌时期，你开始了解中国政治的运转?
　　李开复：对，那时候才知道。更重要的就是，知道不同的利益有冲突的时候，什麽是最重要的利益。
　　记者：对你个人的社会评价上，有没有感受到有一些时代的变化?
　　李开复：只能说中国强大了，很多人自信了，对国外的盲目崇拜降低了，这是社会认知的理性改变。但是过去不理性的，甚至愤怒的、脏话这一类的，没什麽变化。我觉得他们就是需要一些帽子。但也就那几个帽子可以用，反覆给别人扣什麽“汉奸”、“美分”，还有“带路党”等等。
　　记者：你是否感觉到本土企业家有种草莽气息?
　　李开复：有，这种气息在有些例子就可以看到，你看周鸿禕、李彦宏，谁怕你外国公司来，你来我把你打跑。这些人有这样的自信。但是也不是每个都这样，王石、潘石屹，他们就没有，谦虚学习，觉得国外还是有很多好的地方，管理、体制等等都是值得咱们学习的。

　　“假如10年以後
　　你被打臭了”

　　记者：以前你想发挥中美桥梁的作用，在微博上你有没有想要扮演政府与民众之间桥梁的角色?
　　李开复：没有，桥梁需要你在两边站得稳，我不会给自己这样的定位，如果政府有很好的想法需要我传达，真实的、有意义的，我也会去传达，政府做得好的，我也会讲。就是表达自己的观点，不是桥梁作用。现在的立场之争，就变成了自己这边说什麽都支持、都转发，或者是美国一切都是好的、美国一切都是坏的，事实不是这样。
　　记者：我发现你在微博上经常会提到“正能量”，什麽是正能量?
　　李开复：正能量是好的。如果把它当成让人振奋、开心的，只讲很正面的好事是不行的。如果理解为能够让人们进步的，建设性的批评也是正能量。从短期看也许不让人开心，但是长期会进步，还是正能量。即便如此，微博也不可能全都是正能量。
　　记者：是和官方话语对接吗?
　　李开复：如果谁每天看到的东西都是正面的，那必定是虚假的，真实的世界不是这样的。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每天碰到各种挑战挫折，社会上发生的事情有好有坏，一部分正能量，一部分不好的现象。正能量应该是来自於我们用什麽样的心态去面对事情，如果是温和、建设性的方法，才是正面的心态。
　　我也不能要求所有的事情都是进步的，先要把事情讲清楚，先描述发生了什麽事，再描述你的分析和感情。
　　记者：那你为什麽使用这样一个词汇?
　　李开复：其实把我微博里跟时事有关的拿掉，不谈拆迁什麽的，只谈成长学习、观察感悟，甚至是笑话，基本是正面的。不被今天发生的事情左右的时候，我散发的是正能量。今天发生的是不好的，让我伤心的我表达伤心，让我开心的我表达开心，这是一种真诚的表现。但是，你会发现我的情绪、伤感，也是温和的。
　　记者：温和是本能，还是会想一想再温和?
　　李开复：基本是本能了，我真实的形象确实是温和理性正能量的人，但是你给我看到了很悲伤的事情，我也会哭，看到愤怒的事情，我也会生气，只是生气的时候不见得会拍桌子。生气悲伤的时候还要发出正能量，这是谎话。
　　记者：你也许会慢慢发现，大家都急迫地想要改变。温和、平衡导致两边都不太讨好。
　　李开复：太在乎所有人的感觉，是没有办法在微博上生存的。至少我做到的是，不要说什麽引起公愤的话，这个我还是比较忌讳的。比如有时描述一个事实，别人就会说，你其实是想说什麽，你在影射什麽，很多时候，我就只是想说一个事实。
　　记者：微博上不断有偶像在坍塌，你怎麽想?
　　李开复：过去这10年，说实在的，我一直爱惜名声超过爱惜别的事情，地位、金钱，但我还是希望做自己的事情。
　　如果没有正面效果，我就不会做。虽然我是爱惜羽毛的，假如10年以後你被“帽子”扣翻了，被“运动”打臭了，全世界80%以上的人都被影响的认为你不好，但是你自己心里知道你产生的价值，这个交换是值得的。当然，我不会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
　　记者：你反覆提到把自己的影响力最大化，影响力其实只是一个形式，其中的内涵和目标是什麽?
　　李开复：让世界因为有我而更好。
　　记者：更好是指什麽?希特勒也许也认为他的存在使世界更好。你的核心价值是什麽?
　　李开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总是先有人类，然後再有国家和个人，任何事情如果能够推动更加平等、让人能够更有机会进步，社会也能变得更好，这肯定是第一位的，大的方向还是为了社会积极。
　　记者：在中国大陆这麽多年，你慢慢获得了自己的影响力，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麽?
　　李开复：我希望是真诚，我不知道答案正不正确。从回来的第一天就希望我做的事情能够帮助中国青年走得更好，我认为这是我应负的责任，这也是我父母想要看到的事情。第一次来到大陆我感觉有点歉疚，觉得自己过得好，像欠了他们什麽。虽然没有一个人是完全永远无论任何事情都是诚恳的，但他做一件事情是否诚恳，他心里知道，会自然地表达出来，别人会感觉到他不是在忽悠，而是在用心做一件事情。
　　记者：台湾媒体人宫铃也是台湾外省人，她觉得当李开复出来讲一些事情的时候，身份会很敏感，美国、台湾的背景可能会被攻击。
　　李开复：以前没有，以前我根本不讲自己什麽身份，很多人以为我是大陆人去美国留学。後来我写了自传，大家就假设我是美国国籍，有人贴各种标签证明我是间谍。我就证明自己不是美国人。他们说好，那你是哪里人?台湾人。好，那你就是台湾特务，因为你爸爸是国民党。有些人造谣基本上是没有原则的，而且我一一澄清後，他们发现自己错了也不认错，还继续发。
　　记者：您的伯父当时是留在大陆?
　　李开复：对，他是1949或1950年被枪毙的，因为名字出现在国民党一个高层会议上。当时我父亲作为国民党高层，帮他哥哥参加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会议，希望对他有帮助，但是後来被发现了。他对自己的哥哥非常愧疚，对他的兄弟家人一直都有很深的愧疚，所以他在临终的时候希望他的孩子有一两个能够回到大陆工作，把所学的奉献出来。他当时心里更想的是我哥哥，因为我哥哥在大陆出生，到了美国也做科研。没想到我那麽年轻就回来了。
　　记者：您的伯父当时是国民党官员?
　　李开复：伯父当时是大学老师。叔叔还好，没有入国民党，我的祖母一直跟叔叔一家住，但是“文革”还是受了很多苦，粮食不够吃，祖母就过世了。这些事情，我父亲都不知道，他後来去香港见到一个朋友的孩子才知道，那时祖母和伯父都已经过世了很长时间。我是十多年前知道的，我父亲过世前几年，跟我讲得比较多。他大概87年左右回到成都一趟，很多感触。他最後的愿望就是我能够回到故乡。

　　本文选自南方人物周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