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这些现象不难发现，极端行为往往发生在人口密集的城市，经常是由个人发起，且并非以攻击他人作为最终目的，故不能简单视其为恐怖分子。事发後披露的林林总总的信息，堆积在一起构成一个悲情故事，围观者往往可以从中得知当事人的坎坷经历，明了他做出极端举动的动机是因为自身的不幸遭遇。就其本质而言，那些让民众毛骨悚然的极端事件，经常只是肇事者个人蓄谋已久的抗争剧目，希望藉此获得一个诉说的机会。
在理想的社会生态中，所有公民都被置於规则体系之下，无论是贫富、强弱，无论是创造财富还是表达诉求。这些规则形态多种多样，其中，政府监管、舆论监督、司法等途径常被提及，向来被视为维系社会稳定的几大要件。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些常规途径有时被搁置，遭遇不公後上访的现象层出不穷，个别极端事件也相继出现。为此，针对上访现象的评论中，经常可以看到“信法不信访”这样的呼吁，评论者试图引导民众通过法治途径来解决社会矛盾，这本应是社会的发展方向，但往往容易挑起一些针锋相对的批评，反驳者认为，“信法不信访”的前提是有着完善有效的法治规则。
这正是当前面临的复杂社会，一方面是强调规则，另一方面是基於规则的缺陷而被迫采取权宜之计。在规则体系尚不完善，规则公平亟须改善的情况下，“社会越轨”行为不是受到谴责，而是被同情被默认甚至被鼓励。在唐慧案中，经过多方的塑造，抗争者一度被视为“伟大母亲”，她的抗争过程受到围观者的普遍同情，而当有人披露其部分所为违背法治规则，存在配合舆论的现象时，她所受到的支持仍然多於质疑。“伟大母亲”可能回到人间，但这无法改变她作为不幸者受到同情乃至尊敬的客观事实。
围观者并非没有看到规则的重要性，只是在面对不得已而为之的“社会越轨”行为时，弱者的处境与无奈难免会感染他们。如果不采用一些不为人知的“弱者的武器”，那麽唐慧们该如何突围?人民日报在唐慧胜诉後发表评论，感叹从中“看到坚持与围观的力量”，於此之外，有关法治是否胜利的讨论至今还未停息。关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人不难体会现实与理想的紧张关系，在权利公平、规则公平、机会公平尚不如意的情况下，“社会越轨”行为必然存在。可以预计，今後社会的进步必然伴随着“社会越轨”行为的退隐，显然，目标实现须靠规则与法治的建设及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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