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连续看了几部美国电影，从《被解放的姜戈》到《林肯》，特别是今年获得奥斯卡最佳故事片等三项大奖的《逃离德黑兰》，竟然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我自己解嘲说，是被好莱坞电影洗脑了，但冷静一想，其实是动心了。这些影片打动我的绝不仅仅是其制作技术的精良和视听奇观的冲击，更是其中所表达的一种贯穿了尊重个体、尊重生命的人道主义价值观。
　　以《逃离德黑兰》为例，影片改编自真实故事。叙述1979年11月4日，伊朗的革命军攻进了美国在伊朗德黑兰的大使馆，将大使馆工作人员劫为人质。但有6人逃脱并躲在加拿大驻伊朗大使家里。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派专家唐尼以拍摄电影的名义，到伊朗营救这6人。好莱坞还特地为营救活动虚构了电影项目。但是当正要执行逃离计画时，美国政府为了让军事行动合法性不受质疑，突然要求放弃营救活动。但唐尼经过艰难抉择，不愿意让6个已经暴露的美国同胞面临绝境，毅然擅自决定继续执行营救计画，逼迫中央情报局配合营救，最後6人死里逃生、成功获救。这部影片，基本是线性戏剧性叙事，视听语言中规中矩，艺术上并无特殊价值，但却获得了第85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改编剧本、最佳剪辑三项大奖。
　　其实，关键在於好莱坞电影与中国式主旋律电影所体现的价值观差异。中国主旋律电影，有两个普遍性特点：第一，国家淩驾於个体之上，集体淹没个体，使命替代生命，所以主旋律影片中的英雄，往往不食人间烟火，公而无私、舍己奉献，将抽象的整体价值高置於个体生命和价值之上。第二，主旋律影片中的所谓“英雄”，都仅仅是道德英雄，在现实中却往往体现出“好人无好报”的结局，多数英雄模范人物最终“非死即伤即残”，白血病、肝癌、肺癌、车祸等等往往成为这些正面人物最後归宿，其英雄的示范和引导功能被降低到最小限度。道德圣人学不到，悲情英雄不可学，是中国式主旋律电影大众引导能力缺失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