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有体制下，我并不反感医生收红包。请注意，我这句话有个前置条件：“在现有体制下”。什麽是现有体制?简单归纳，就是政府对医疗服务的价格进行管制，医生的市场价值不能通过价格体现出来。在这样的体制下，收红包是不合理制度之果，而非医德败坏之因。
　　现在有多少比例的医生在收受患者的红包?从来没有精确的统计。但生活经验告诉我们，这个比例不低。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收红包几乎都集中在公立医院，民营医院的医生普遍不收红包。是民营医院的医生道德水准普遍比公立医院的医生高吗?显然不是。区别在於，民营医院的医疗服务价格是市场定价，而公立医院，医院不能盈利，医生的收入被人为低估。我相信，如他们能拿到合理报酬，大多数医生的道德不会如此“差”。
　　再说的详细一点，病人看病医生治病，供求关系会形成市场价格。但政府的价格管制使交易的价格低於市场价格。其差额就是租值消散理论中所指的“租值”，没有明确产权关系的租值。为了得到它，患者有门路的走门路，没有门路的就送红包，而医生，则谁送的红包大，就给谁优先提供服务。这些，都是对无主租值争夺的过程。
　　这里还要说一下医院，医院也不会对无主的租值无动於衷，他们对租值的争夺，是通过以药养医的方式参与竞争。一瓶成本只有两块钱的芦荟片，卖到一百多块钱，表面上看这是赤裸裸的暴利，但其实，这不过是医院在通过药费，来弥补它本来应该获得的利润。由於这种利润实现的方式不合法，医药代表的功能被异化。他们推广药品的角色被弱化，帮助医生和医院获得本该他们获得，但体制逻辑又不容许他们获得的收入，就成了他们的主要职责。
　　将医生的合理收入外化为红包，药品回扣，却并不是一个好的方法。首先，由於这种方式不合法，医院和医生都会花费额外的成本，这些成本，最终一定会转化为消费者的帐单。表面上政府控制了医疗服务的价格，但消费者最终却付出了更高的代价。其次，红包和药品回扣蕴藏着巨大的交易风险。一旦手术和医疗出现些许问题，人们往往会从道德角度问责医生。除此之外，这一制度还降低了医生的普遍道德水准，腐蚀了社会风气，恶化了医患关系。
　　既然如此，如何才能根治红包呢?很简单，把市场的还给市场。放开医疗服务的价格管制，同时，放开医疗市场的准入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