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新华社记者梳理出一些官方“先否後肯”的怪现象，包括“刘铁男遭举报事件”、“涪陵执法局不雅照风波”、“项城夜店欢迎局长光临”等，发现“官谣”的产生根源，在於某些单位或个人急於想撇清自身污点。新华社的苦口婆心，能否引起那些遇事善於说谎、急於否认的相关部门的重视，尚未可知，但“官谣”之害，却已是公认的事实。
　　从传播效果看，“民谣”除少数广为流传、持续时间较长外，大多数都会随着传播的扩散而效力递减，直至趋於平淡并最终被人们所遗忘。相反，“官谣”因其涉及公权力的滥用、官员的贪腐，加之传谣者往往又是“公门中人”，故而更为舆论所关注。如果放任“官谣”流布，那麽不仅可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最终势必将伤及权力自身的形象。
　　打击“官谣”、提振政府公信力，除了推进相关政务信息的制度性公开，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对传谣官员、传谣部门加以严惩。刘铁男被双开以後，有媒体追问：“刘铁男倒下，当初谁在『造谣』”，个人以为，这样的追问与较真非常有必要。事实上，今天中国社会之所以谣言四起，甚至还有人扬言要“谣翻中国”，病根不在江湖而在庙堂。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正是因为有“官谣”的公然发布在先，才会有那麽多“民谣”肆意传播在後，其中的“逆向示范效应”对於社会诚信观的颠覆不容小觑。
　　要想让民众不信谣、不传谣，官员自己必须首先保证不造谣。而要想让官员遇事多听、多看、多调查，而不是屈从权力和“潜规则”，替“上官”或“僚属”背书、顶缸，那就必须改变目前对於“民谣”、“官谣”传播者一手硬一手软的态度，杜绝“双重标准”和选择性执法，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维护言论秩序，凡“谣”必惩。只有这样，才能够增加“造官谣”的风险，令官员不敢再信口雌黄;也才能够打消民众对於官方净化舆论空间“真实目的”的顾虑与担忧，从而赢得更多的民意支持。
　　此外，打击“官谣”还能够鼓励更多人参与到对公权力的监督和实名举报中来，毕竟，每一起“官谣”的背後，都躲藏着权力的某种失范——不是贪污就是渎职，概莫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