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保留着官妓制度———官妓者，即由官府供养、为官员执役的妓女———官府有什麽公宴之类，习惯叫来官妓歌舞助兴，许多才华出众的官员还跟官妓过从甚密，如欧阳修、苏轼、秦观等人都与她们有过诗酒唱和。但是，如果我们以为宋朝官员可以随便眠花宿柳、狎妓嫖娼，那就想错了。
　　我们首先需要澄清的一点是，古代的“妓”并不等於性工作者。训诂学对“妓”的注解都是指“女乐”，换言之，妓提供的服务是音乐、歌舞、曲艺，而不是皮肉。宋代官妓的工作只限於在公宴上唱唱歌、跳跳舞、弹弹琴，助助酒兴———宋代一流的妓女，不但“能文词，善谈吐，亦平衡人物，应对有度”，而且“丝竹管弦，艳歌妙舞，咸精其能”。至於上床，对不起，那不是官妓的义务，她完全有权利拒绝这种过分的要求，而且法律也主张严惩向官妓索求性服务的官员：“宋时，阃帅、郡守等官，虽得以官妓歌舞佐酒，然不得私侍枕席”。官员与妓女的过分亲昵之举，当时叫做“踰滥”，属於“赃私罪”。按照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的一项立法，官员“若只因宴饮伎乐祗应，偶有踰滥，须经十年已上，後来不曾更犯罪，并与引见”。
　　即便是“以官妓歌舞佐酒”，也只是限於法定节日的公宴;官员如果在非法定节日的宴席叫来妓女(包括官妓与私妓)陪酒，也是要受刑罚的：“发运(官)、转运(官)、提刑(官)预妓乐宴会，徒二年”;“诸州主管常平官，预属县镇寨官妓乐及家妓宴会，依监司法，即赴非公使酒食者，杖八十，不以失减”，官员参加有私妓作陪的私宴，也要打八十大板。
　　宋代法官在宴乐方面受到的限制，又比一般官员更为严格。宋人笔记《画墁录》称，“(仁宗朝)嘉佑以前，惟提点刑狱不得赴妓乐。(神宗朝)熙宁以後，监司率禁，至属官亦同。”也就是说，宋仁宗朝嘉佑年间(1056∼1063年)之前，其他官员还可以参加妓乐宴会，惟独提点刑狱的法官不允许。五六个法官集体出去狎妓嫖娼，更是宋人难以想像的事情。
　　古代娼妓合法，平民百姓宿娼狎妓，政府一般不予干涉。但自宋代以降，历朝均严禁官员宿娼，明代对官员嫖娼行为的打击尤其严厉：“官吏宿娼，罪亚杀人一等;虽遇赦，终身弗叙。”而负有司法权责的法官群体，更别说嫖娼了，连参加妓乐宴会也大受限制，乃至别的官员可以参与的社交应酬，也不允许法官掺和。显然，古人已经意识到：官员接受的伦理约束，应当高於一般平民;而法官接受的伦理约束，又应当高於一般官员。通俗地说，老百姓允许做的事情(如狎妓)，官员不可以做;一般官员允许做的事情(如应酬)，法官不可以做。这其实也是现代文明社会的通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