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跟全国多地连迎高温天气同样令人难受的是，多起街头惨案连番发生。这些惨案的共同特点之一，是凶手在与被害人一番争执後，情绪迅速由“生气”到“憎恨”，由“憎恨”到“仇恨”，接着进入杀戮状态。是他们之间有什麽深仇大恨吗?显然不是，就连凶手自己都未必知道：为何一番小小争执就让他们杀心骤起，干出了如此残暴的事?其实，惨案的导火索只是凶手内心的仇恨情绪突然爆发的一个碴儿—即使没有这样的碴儿，也会有其他的碴儿，但这种“仇恨—杀戮”的心理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我们都知道的是，仇恨可由多种原因导致，而“困境感”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常见的先兆。黑龙江敬老院的纵火者，本身是无人照顾的脑血栓病人，200元是他很看重的一笔财富;河南农民与邻居的宅基地纠纷由来已久，却长期得不到解决—他们的物质穷困及精神焦虑、他们狭窄的人生通道、他们对自己空间的敏感防卫、他们与别人争端的难以解决……一切皆陷於困境中，既无法摆脱，也无处逃避。当争斗双方受困於同一空间，某些最为恶毒、残暴、互不妥协的仇恨形式便会浮现出来;而对於心怀仇恨者，任何暴力行为都称不上极端暴行—只要能达到目的，就会不择一切手段。
　　这些纠葛，假如有政府或者社会自治组织来关心并出面调解，应当是容易解决的。当民众有了纠纷，根本想不到向谁反映、寻求公道解决办法，而只能以暴力论输赢时，就说明了制度上在这方面的长期缺位，这也是导致民众“困境感”普遍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威胁感、困境感已成当今中国不分阶层、不分男女老幼的普遍感觉，我们每个人心里都积累和拥挤了太多的东西，每个人都陷於“无处可逃”的困境之中，而仇恨和暴力恰像是一帖原始的解毒剂，它激活了我们的初级神经系统，形成了强烈的动粗反应。於是，每当发生街头争执(以及网上争论等)时，我们常见的是争执迅速升级，而不是谅解及道歉;很小的侮慢也会被理解为巨大的威胁，微不足道的小摩擦迅速尖锐化和残酷化，似乎只有通过摧毁对方才能脱身;一些人即使没有实施过极端暴力行为，也无数次地在内心有过发泄仇恨的“行动想像”，而直到血腥暴力真正付诸行动之前，大家都没觉得有啥不对劲儿……
　　仇恨拥有分裂社会的巨大力量。血淋淋的仇杀不仅伤害被害人及其家庭，同样伤害全体公民，它给社会增添了眼泪、裂痕和敌意，给每个人带来了潜在的危险，而减少仇恨则是一项应由政府带头、民众响应的长期而艰难的社会文明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