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岁的四川泸州市某副镇长7月1日正式辞职。他在网上发了一篇辞职感言，自称任副镇长两年来，只有4个月在干“正事”。在回答“最终促使你做出决定是什麽事”时，这位副镇长说，有件事情对我触动很大，2012年下半年到今年1月份，我花大半精力盯着上访的刘氏兄弟，但最终我还是因为五人上访被行政警告处分。记得2009年《半月谈》曾刊出一名镇干部在信访工作中的真实经历。“自从分管信访以来，我天天胆战心惊，如履薄冰。”
　　如果说基层官员的反思，所呈现的只是维稳的A面，那麽我们也不能忽视处於B面的那些被维稳对象。他们到底有怎样的愤懑与怨气，承受与不可承受。而不论是那些有维稳压力的基层官员还是那些被视为不稳定因素的维权者，所展现的，正是一个早已疲惫不堪的基层社会现状。这是泸州副镇长辞职事件中需要被正视的一种现实。
　　副镇长无疑是一位现实的批判者。他让我们追问，基层行政所奉行的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价值观，又为何形成了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
　　如果说副镇长对於维稳的现身说法，表明了基层疲弊的状态，那麽他的价值观表达，则足以让我们理解体制的滞重。体制越滞重，基层越疲弊，价值越扭曲。并且在更多的时候，它们互为因果，推波助澜。
　　要让那些怀抱理想、拥有正确价值观念的官员找到体制的呵护与激励，让他们不再总是面对体制的板结。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孙立平先生说，体制需要一种舒展的灵魂。“体制也像人一样，会拘谨。试想它整天满腹心思、愁眉苦脸、神色紧张、不苟言笑，这样能处理好问题吗?无论个人也好、家庭也好、国家也好，都需要一种开放、自信的心态。从体制性的拘谨当中，把我们自由的意志和舒展的灵魂找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