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男”的话题，我一直想说点什麽，因为按照百度词条里“凤凰男是指集全家之力於一身，发愤读书十余年，终於成为『山窝里飞出的金凤凰』，从而为一个家族蜕变带来希望的男性”的定义，我也属於凤凰男。最开始我跟很多凤凰男一样，对这一标签很反感。那“凤凰男”是伪概念喽?非也。撇除“勤奋”、“自私”、“自负”、“自卑”、“大男人主义”等浮泛特徵，抓住“他们无法切断与乡村的联系，以至於在城市里进退失据”这一要害，我们还是得承认，“凤凰男”确实存在。凤凰男若想“去污名化”，首先得学习下北大教授贺卫方面对“公知”污名化时的心态。当不少公知对於污名化义愤填膺时，老贺倒不时幽默道“本公知认为……”，这招既轻松摆脱了“类”概念的压迫，又很有说服力地昭示了“自己对自己负责”的态度，实在是高。
　　所以，凤凰男有问题，但不全是凤凰男的问题，而是时代变了。在曾国藩的时代，读书人是“四民之首”，在科举里得胜可以报效朝廷，失意也是地方乡绅，他们起着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沟通中介的作用，因此，他们对大家庭的责任被整个社会视为“有担当”，有丰厚的“文化资本”回报。可到了我们的时代，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读书人不再拥有法定的社会治理特权，社会也越来越倾向於“去人情化的法律治理”;在代表先进文化的城市里，家庭为了适应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由“大家庭”向“小家庭”转化;“靠自己”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受尊重，“走关系”被认为是能力缺陷、连累别人。因此，在现代凤凰男帮忙能力普遍变小、现实回报又难以达成时，凤凰男动用社会关系帮助乡亲都越来越捉襟见肘。这也是他们往往会拖累家庭、引来老婆不满的原因。
　　我们可以说，凤凰男是中国现代转型中的“心理肿胀”。该如何消除这“肿胀”?仅仅停留在小资幽怨中口诛笔伐是徒劳的，我们应该要认识到，随着我国城市化的进程的加深，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村人进城，并且逐渐认同和理解城市“小家庭文化”，当文化观念的融合完成，自然就不再存在“凤凰男”问题。而对於那些耽於农村“大家庭文化”的温暖、因而在城市文化中“进退失据”的凤凰男来说，中国时下的“新城镇化”无疑也给他们提供了用武之地。以我的朋友李英强为例，他出身於湖北农村家庭，後来考上北大，典型的凤凰男，但他却在四年前毅然放弃城市生活，跟老婆一起回到家乡建设乡村图书馆。目前已在全国多个省份建起了13座“立人图书馆”，惠及数万名乡村中小学生。这种“公共人格”就可以从凤凰男的“大家庭观念”里获得奥援和嫁接，所以，经过“创造性转化”後的“凤凰男精神”未尝不可以成为召唤国人关心公共事务的一种精神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