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日上午，浙江杭州萧山陈建阳等5青年18年前劫杀两司机案在浙江高院再审开庭。陈建阳等5人被当庭宣判无罪。
1995年3月20日和8月12日，在杭州萧山农垦一场16队四号桥南的机耕路、坎山镇青风加油站东侧路段，分别发生抢劫出租车司机并致出租车司机死亡的事件。经公安机关侦查认定，是萧山籍男青年陈建阳、田伟冬、王建平、朱又平、田孝平所为。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以陈建阳、田伟冬犯抢劫罪、盗窃罪，王建平、朱又平、田孝平犯抢劫罪，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1997年7月11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以抢劫罪判处陈建阳、田伟冬死刑，以盗窃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二年，两罪并罚执行死刑;以抢劫罪分别判处王建平死刑，朱又平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以抢劫罪判处田孝平无期徒刑。
陈建阳、田伟冬、王建平、朱又平不服原判提出上诉，田孝平未提出上诉。1997年12月29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陈建阳、田伟冬、王建平三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核准朱又平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时隔十几年，其中一起司机被杀案出现"真凶出现"。2011年7月27日，杭州警方在组织命案攻坚战中，发现一盗窃前科人员“项古顶”的指纹信息与1995年3月20日发生在萧山的抢劫杀人案现场提取的指纹信息认定同一。经侦查，杭州警方於2012年12月18日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对犯罪嫌疑人项生源(即“项古顶”)立案侦查。
2013年5月23日，项生源开庭受审时当庭认罪，陈建阳等至少洗脱了一起杀人案的罪名。而同时，由杭州市公安局一份“情况说明”显示，陈建阳等涉及的另一起劫杀案也存在诸多疑点。根据情况说明，8‧12“疑案”中所涉及出租车上提取的多处指纹也与陈建阳等5人无一吻合。
7月2日上午，浙江杭州萧山陈建阳等5青年18年前劫杀两司机案在浙江高院再审开庭，陈建阳等5人被当庭宣告无罪。
再审案审判长、浙江高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何监伟在宣判後向陈建阳、田伟冬等5人道歉，称“公检法都有责任”。记者从当事人和辩护人处获悉，国家赔偿具体细节，仍在商榷之中。
何监伟对陈建阳等多年的冤情感到痛心，“虽然我们撤销了原来的判决，但这17年让你们的身心受到了极大伤害。我们作为法院有责任，我们没有履行好审判职责。”他说：“你们的案子公检法都有责任。虽然不幸中的万幸，浙江高院在二审时做了改判，但最後的刑罚还是我们做出的，我们有责任，我代表齐院长(齐奇，浙江省高院院长)、代表高院向你们道歉。”
萧山错案是如何形成的
多名法律人士指出，萧山案是一宗没有直接证据、仅凭口供定罪的典型错案。
1995年“严打”期间的两起命案
徐祥华接到妻子徐彩华的死讯，是在1995年3月20日的夜里。那天，恰逢萧山市当年“两会”开幕。
据《萧山日报》报道，徐彩华案後，萧山开始长达2个半月的春季严打整治斗争，截至1995年5月，先後收容审查了“违法犯罪分子130名”，“沉重打击了刑事犯罪活动的嚣张气焰”。
但是，徐彩华命案的调查一度陷入僵局。徐祥华回忆，萧山市(现杭州市萧山区)公安局刑警大队一民警，曾不下3次到家中走访，但半月後命案亦不见进展。
不料，2个月後萧山再发出租车劫杀命案。当年8月12日晚，绍兴籍出租车司机陈金江被害。经鉴定，陈系被他人卡颈、勒颈及锐器刺伤腹部导致肝破裂，引起窒息和大失血死亡。徐、陈二案，直到当年11月，仍无进展。
“在小小的萧山市，短短一年时间，竟然发生两起出租车司机被杀的严重刑事案件，徐彩华案长达八个月又毫无突破，给公安机关造成巨大压力，可想而知。”当年的辩护律师留下的辩护词如此记载。
两案的僵局，直到检举证人朱富娟的出现，才得以打破。
侦查：据口头举报确立方向
1995年11月15日，杭州市三堡收容审查站，一个因组织卖淫被警方收容审查的女子，向警方检举了一条“报复杀人案”线索。
这名叫朱富娟的女子检举内容大意为，三个男子收了别人18000元钱，用刀杀了一名开车的男司机。三名行凶的男子，分别是住在萧山小南门的“陈建阳”、“阿东”、“建平”。
据记者了解，萧山市公安局根据朱富娟的举报确立了侦查方向。11月28日，20岁的萧山欢潭籍青年陈建阳被带进派出所。差不多同一天，萧山欢潭乡名字带“建”、“平”、“东”的男性青年，纷纷被警方带走。3个与陈建阳接触较多的男子後被收容审查，他们分别是，21岁的小饭店老板田伟冬，20岁的轧钢厂工人朱又平，19岁的水电工人王建平。此外，在陈建阳被警方传唤前2个月，1995年10月，同村的18岁少年田孝平因为持刀在乡村公路上抢劫货车被抓现行，已被萧山警方收容审查。
“他们大多是那个年代的“问题青年”，田孝平抢劫被抓现行，陈建阳和田伟冬有盗窃行为，这很容易增加警方对他们的怀疑。”一位知情人士回忆。
回顾萧山案侦破过程，第一个也是最大的程序瑕疵，出在检举人朱富娟身上。朱的检举内容，并非亲眼所见，而是来自於一个贵州籍女子郑彩芳。“但纵观全卷，并无这个关键线索知情人郑彩芳的任何讯问笔录。”多位辩护人指出。
18年後，萧山案专案组成员大多拒绝接受采访，不愿介绍当年办案细节。目前，除了业已固定的卷宗材料，没有更多信息还原，从专案组接获朱富娟检举线索，到陈建阳等5人被收容审查，警方到底做了哪些侦查工作。
不过，据6月25日再审庭审现场披露的细节，除了田伟冬一人“打死不承认”，陈建阳等4人均当庭指控，第一份有罪供述，大多是在经历吊、铐、跪、扇耳光、拳打脚踢、警棍击打等刑讯逼供下做出的。
“那个年代，有了口供，基本就是铁案。”一位当地司法人士分析。
起诉：重要指纹证据神秘“消失”
1996年3月7日，萧山市公安局向萧山市人民检察院提出起诉意见书。
萧山警方随卷移送了後来被辩护人认为“矛盾百出”的有罪供述。一些讯问笔录上，不见侦查人员签名。
陈建阳等5人被认定分涉两案：陈建阳、田伟冬、朱又平、田孝平抢劫杀害徐彩华，陈建阳、田伟冬、王建平、田孝平抢劫杀害陈金江。
根据司法制度设计，在整个刑事诉讼活动中，检察官承担着事实证据审查及证据收集过程合法性的审查职能。
“检察院和公安的关系，原则上应该是制约为主、配合为辅，但那个年代，公检法被看作是一家，司法实践中往往成了配合为主、制约为辅。”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辩护人分析。
1996年11月26日，萧山市检察院将此案上报杭州市检察院。审查起诉中，陈建阳等5人翻供，指控遭刑讯逼供。1997年初，杭州市检察院退回此案，要求警方补充侦查。警方後随案移送“一块带血的石头”，但血迹无法作出检验报告;关於两案赃物，警方称“我们在侦查、预审阶段均进行了工作，无法获取”;对於刑讯逼供，专案组则出具了两份“没有刑讯逼供的证明材料”。
在缺失的诸多证据中，指纹证据异常关键。18年後，辩护人、京衡律师集团事务所钟国林律师，从警方提供的新材料中发现：在徐彩华的出租车上，萧山警方还从车内及车引擎盖上提取到10余处指纹。而在陈金江命案中，警方现场提取到至少18枚指掌纹。
两命案的现场指纹，有比对条件的均在10枚以上，但均未随卷移送。“程序上讲，办案机关这是选择性移送，尤其是隐匿或不开示对嫌疑人有利证据，严重侵犯辩护人知情的权利。”
目前，尚无法确定这些指纹证据是警方未移交检察机关，抑或是检察机关未将其随卷移送。但专业人士指出，如此重要的直接证据的缺失，检察机关显然未尽到审查证据的义务。
审判：没有一个证人到庭
徐祥华还记得当年在萧山法院一审开庭的场景。他和陈金江的家属都在场，作为被害人家属，他们要求对凶手“处以极刑”。
“陈建阳的律师凌为健，给我印象最深，”徐祥华回忆，凌为健在法庭上辩护，说当事人根本没有参与作案。
凌为健生前留下的辩护材料显示，当天的庭审，物证方面起诉书中涉及的刀具、电线等工具，均未出示。检方出示的唯一物证，是一块石头，认为是杀害徐彩华的凶器，但未作血迹、指纹鉴定。
此外，该案34名证人，无一人出庭作证，鉴定人也未到庭。
庭审调查阶段，公诉人宣读的书面证言等证据，只问被告人有无异议，“被告人略作解释，则遭训斥”。
陈建阳等4人在庭上依旧指控刑讯逼供，但检方宣读了此前公安机关出具的无刑讯逼供的自我证明材料。陈建阳等4人坚称并未作案，法庭认定“纯系推诿罪责之词”并未采纳。
庭上，凌为健律师指出，从证据学角度讲，要认定陈建阳等人作案，至少应当具备的直接证据包括，曾与嫌犯打过照面的证人指认、购赃人员指证、公文包、电线、作案刀具等实物证据。公诉人则称，“由於时间已久，无法取得”。
辩护人还要求提供“车辆方向盘、车身、拉手指纹鉴定”，公诉方却未予回应。“律师要证据，但他们拿不出来。”陈建阳的母亲裘仁梅回忆。
虽然辩护人当庭提出众多疑点，坚持认为陈建阳等4人参与抢劫犯罪的证据不充分，杭州中院仍於1997年7月11日落判，认定“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一审判处陈建阳、田伟冬、王建平死刑，朱又平死缓，田孝平无期。
“1996年适逢“严打”，那时的司法机关办案、判案，奉行“两个基本”原则，符合基本证据确实、基本事实清楚即可。”一位浙江司法界人士认为，萧山案一审可以说是“严打”背景下的产物，没有直接证据，仅凭口供定罪。
一审宣判後，除了田孝平，陈建阳、田伟冬等4人均向浙江高院提起上诉。
1997年，二审审理前，浙江高院法官到萧山看守所提审了陈建阳等人。据陈建阳回忆，提审仅5分钟，高院法官说，认罪的话还有保命的机会，“不承认可能年底就枪毙了”。
浙江高院审理萧山案期间，内部引起不小争议，他曾将反映问题的材料递至高院一位副院长手上，材料批转给刑庭，要求慎重判决。
“证据确实存在诸多疑点，最主要的是移送过来的材料中没有指纹证据。”《法制日报》引述了一位法官的说法，如果当年证据确凿，高院一般不会改判。按照上述浙江高院法官的解释，正是因为该案存在着诸多疑点，浙江高院遵循了“疑罪从轻”原则，改判死缓。
很多人质疑为何不坚持“疑罪从无”?浙江高院参与萧山案二审的审判长张德宝回忆，当年面对这样两起命案，涉及改判，下级法院又是杭州中院，难度和压力都非常大。
“承办法官、刑庭还有院里的主要领导都参加了审判委员会的讨论。最终少数服从多数，投票决定，院长也只是一票。三名死刑犯都被改判为死缓，这个案子也只能到这个程度了，只能在量刑上留有余地。这个案子稍微左一点，三个人肯定杀掉了。”张德宝说。
陈建阳说，改判前，他问过浙江高院的法官，如果项生源没有抓到，5人出狱後申诉，凭现有的证据能不能翻案，“法官的回答是，几乎不可能。”
“没有疑罪从无，我有一定责任”
张德宝，72岁，浙江省高院退休高级法官，1995年原萧山案二审审判长，曾参与讨论将5青年从死刑改判死缓。
记者：很多人质疑，当年二审为何没有直接改判无罪?
张德宝：必须历史地看待这个问题。“疑罪从无”在国外很普及，但当时国内司法领域的观念，还没有转变过来。很长一个时期，司法机关在疑案上，都是按从轻处理，习惯讲法叫“留有余地”。
1997年，新的刑诉法修改後，开始提到疑罪从无。萧山案二审，正处於司法理念的过渡期，“疑罪从无”的观念，还没有深入法官队伍。
记者：当时改判的原因是什麽?
张德宝：复查时，发现事实有问题，证据不紮实：没有现场指纹比对的结果，此外上诉人口供前後矛盾，有刑讯逼供嫌疑。
我当时是审判长，合议庭的意见很明确，没有把握，不杀，要求改判。我的原则是，一个人到世上来一次不容易，犯罪了要惩治，但能改造挽救的要挽救。
记者：没有人提出来不同意见吗?
张德宝：当时没人敢提出“疑罪从无”，敢表态无罪。审判委员会开会讨论了好多次。前後经历两任院长，第一任院长没定，第二任院长拍板，才按“疑罪从轻”改判。
那时审判委员会讨论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院长也只有一票。对死缓的改判，那时的考虑是，先把脑袋保住，以後至少还有申诉的机会。
记者：改判遇到压力了吗?
张德宝：有件事印象很深，审委会定下来不杀後，高院曾经徵求过杭州中院和杭州政法委的意见。当时地方意见比较大。改一个案子，特别是下级法院主审法官会很难受，因为那时也搞错案追究，高院改判就是意味着下级法院判错了，从审判长到审判员，工资奖金和职务调动都要受影响。
记者：那审委会为何坚持改判?
张德宝：有疑点，肯定不能杀。有把握才杀，没有把握，绝对不杀。
记者：今天，萧山案再审改判，认定两起抢劫杀人案非5人所为，作为当年的二审审判长，你有何感想?
张德宝：5个青年最终有机会见证历史做出结论。但17年青春在监狱里逝去，有关部门要补偿他们的损失。对於错案的制造者，应追究法律责任。
记者：你如何评价这次萧山案纠错?
张德宝：纠错做法绝对正确。法院作为司法机关，有错必纠，表现出勇於承认错误的态度，体现了司法的进步;也是对办案法官的一种鞭策，提醒大家把案子办得更紮实，要经得起历史检验。
记者：回顾萧山案，你有什麽遗憾吗?
张德宝：作为萧山案二审的审判长，观念没有从“疑罪从轻”转变到“疑罪从无”上来，我有一定责任，但不是主要责任，因为我不是审判委员会成员，而案子最後是审判委员会定的。
记者：萧山案改判，历时18年，你觉得有哪些教训可以总结?
张德宝：要听被告人的声音。我办案，都不凶被告人，有时还会递根烟。法院没判决前，嫌疑人也是普通人，也享有法律赋予的权利，不能对立起来。
没有人会平白无故喊冤。法官位子要摆正，要仔细认真听被告人的陈述。很多法官不听当事人的陈述，当事人一开口，法官就认为是狡辩。
另外，辩护人的声音也应多听。法庭上，律师和公检法是平等的，是法律共同体。辩护人的意见，法官应该充分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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