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李敖困於台湾六十年，以未念北大为憾，我愿意能超越这六十年的海峡，衔接这一心愿。”三年前，18岁的李戡在给北大的入学申请书中这样写道。很快他的愿望成真。如今已过去三年，刚参加完大三期末考试的李戡近日在北大接受专访，讲述他这几年的燕园生活。上课、读书、办社团、谈恋爱，李戡的校园生活很丰富，当然即将21岁的他也继承了父亲的批判精神，这批判的目光也没能放过他深爱的北大。

　　记者：在北大读书三年，你很少接受媒体采访，是基於什麽考虑?
　　李戡：接受那麽多媒体采访，肯定会影响学习，特别是我们经济学院，学业压力还是挺大的，大一大二的基础课程必须学好，否则後期就很麻烦，所以我要专心打好基础。
　　记者：你痛恨“李敖的儿子”这个标签吗?
　　李戡：我不会反感啊，相反会很高兴，因为这说明人们对我父亲的肯定。现在很多人会批评“拼爹”现象，台湾称为“靠爸”，也是很贬义的一种说法。但这种说法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其实每个人都在“拼爹”，从小到大都在依靠父母的帮助去成长，只是有人拼不过别人，所以就嘲笑人家“拼爹”。照我自己的理论，也许只有孤儿有资格骂人家“拼爹”。一个优秀的“爹”可以给自己的孩子更多，这无可厚非，我也不觉得从父亲那里得到帮助有什麽可耻。父亲的光环对我是一种激励，激励我严格要求自己。
　　记者：你痛批过台湾教育，现在对大陆教育有什麽感受?
　　李戡：我对大陆教育没有系统的研究，只能谈谈我在北大读书的感受，其实在北大，老师的教学水平及同学间的相处，都很不错。我也很爱北大，但就是因为爱，才希望她更好。我比较不喜欢的是学校的官僚气和形式主义，一些学校组织的讲座会强制学生参加，有时还要打卡，明显是为凑数，让人很不爽，“团委要做青年人之友，而不是青年人之官”，这种理念要具体做出来。去年有次抗日游行，我没参加，在屋里看书，突然收到我们班召集人的短信，说是立刻汇报当前所在位置，怕我们去游行。学校这样紧的监管会扼杀学生的活力和创造力。
　　记者：你的中华情结从何而来?来大陆後有变化吗?
　　李戡：从小父亲就教育我们是中国人，在台湾像我们家这样的人确实不多。来了大陆之後，确实也发现国民素质比较差，人与人之间太多冲突，说话很不客气，像吵架一样，但这不会影响到我对祖国的认同，我们每个人都不应该因为一些身边的不如意而影响自己对国家的热爱，这个国家肯定有很多问题，但我们应该做的是去改进它，而不是整天去谩骂和抱怨。
　　记者：你会在微博上看“公知”们吵架吗?
　　李戡：我对微博上的骂战都不感兴趣，也不去谈论一些公共话题。我很看不起少部分“公知”，他们动不动就讲什麽“中国在台湾”，这种话讲得很没意思，实际上他们根本不懂台湾，他们以为台湾人素质好是因为保存了中国传统文化，其实那是日本殖民统治的影响。他们以为台湾政治有多好，但你去台湾民间问一问，没多少人这样认为。
　　民进党更没资格来大陆说教，他们想塑造一种形象——我们是国民党的反对派，是我们把台湾弄成现在的自由民主，所以我们来教你们大陆。其实这种行为挺不要脸的，他们在台湾严重打压那种统一的意见，一说“统一”就恨不得群起而攻之，他们根本没有资格谈论言论自由。他们来大陆这边说教，大陆“公知”就捧他们，其实这两批人头脑都不好，根本没有理性思考。我都是用一种看笑话的心态看他们。
　　记者：未来有何打算?
　　李戡：肯定得读研，可能会去英国或美国，在北大读了四年，收获了很多，知识、社团、爱情、友情，过得很丰富，想出去了解一下外面的世界。更长远的未来，我想做一个企业，在全世界传播中国文化。随着中国的强大，很多人在学中文，研究汉学，这里有个很大的市场，也很有意义。我觉得现在的孔子学院官方色彩太浓，教材的说教意味比较重，容易被西方人当成意识形态输出，影响实际教学效果。我现在做的社团就是在积累经验，希望能找到一种更有效的传播中国文化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