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回了一次国。本来应该是件开心的事，可是在国内的一个月期间，我的心情却一直很沉重。一方面是因为要做研究，不敢松懈;一方面是因为所见所闻，着实让人轻松不起来。讲几个故事。
副教授。
某副教授，女，2008年国内知名大学语言学博士毕业。毕业以後到某高校任职时，就被破格提为副教授。她年轻有活力，知识丰富妙语连珠，同学们都喜欢她讲课的风格。2009年女儿半岁时，有个机会到剑桥大学做博士後，考虑到对以後的职称评定有利，她含泪告别了家人和孩子，毅然踏上了这条看似光鲜的道路。一年之後带着在剑桥语言学报上发表的两篇文章荣归故里，女儿却并不认她，只是一味的哭;学校里新老班子交替，她在当年职称评定的过程中，被利用做了棋子，结果出来时教授的名单里并没有她的名字。高校实行358政策，副教授任职五年内必须评教授职称，如不能，则要退出教学岗位，转任行政职位。遥祝她一切顺利。
另一名副教授。
她毕业於北京一所着名语言学校，成绩优异，留校当了外语老师。至今已工作十五年。丈夫在出版社工作。孩子今年该读初中。我去她家拜访时，无不羡慕地说，家在这里真好，离工作的学校很近。她无奈地跟我说，这房子是租的，就这样一个简单的阴面两居室，她需要用自己全部的工资支付房租，丈夫的工资就用来过日子。不过他们就快要搬家了。她说孩子考上哪里的初中，他们就搬到哪里去住。我想，三年後，孩子再考别的高中，他们是不是还要搬家?是不是也会有很多人跟我有同样的疑问：在高校当副教授这麽多年，也没有办法置办一个属於自己的温馨小家吗?比起那些按每小时四百元收补课费的高中老师，副教授的生活真可谓寒酸了。
高铁。
我已经离家好多年，也好多年没有干过农活了。这次回家正好赶上插秧。心疼父母日益老迈的身体，也想看看忙碌的春耕，感受那被艾青爱得深沉的土地，我主动请缨去帮忙插秧。干农活真的很辛苦。插秧时需要一直弯着腰，左手握一大把苗，右手从左手不时地分出两三棵，栽到用水泡着的田里。田里全是水，没有地方休息，实在累得支撑不住了，就只能用胳膊肘拄着大腿，承担一下上半身的重量。到晚上脱了裤子一看，大腿上红红的一个胳膊肘印，而胳膊肘已经磨出了一个大血泡。我问爸爸，为什麽不用机器作业。我爸笑了笑，说原因有很多个。现在每家分到的地都很少，只有两三亩，都是小块，地又不平，不方便机器作业。而且现在的机器设计并不适合小块地耕种，会留下死角，而对於农民来说，浪费一寸土地就意味着秋天少一分收成。最重要的是，使用机器费用很高，这使本来就没有什麽收入的农民对机器更加敬而远之。我爸给我算了一笔账，一亩地产水稻1300斤，磨成大米910斤，每斤卖1.5元，共1365元。投入的费用：水稻种子100元，育苗用具170元，春耕费用120元，农药70元，化肥80元，收割80元，脱穗90元，磨米30元，共740元。还不算一年三季辛苦的劳作投入，一亩地农民的收入仅为700元左右。是渖阳到大连高铁往返的价格。正说着，一辆高铁从大家头上呼啸而过，八节流线型的车厢里，那些手握亿万合同的人物，偶尔瞟一眼窗外这些在土里刨食的蝼蚁，心里也许正琢磨着，怎麽才能从他们身上再搾出一些油水。我妈说，以前在地里干活还能享受一下安静的环境，现在吵得很。
征地。
春种已经进行了一半，地里突然来了一夥人，扛着木桩子，不由分说地边走边钉下去。村干部卑躬屈膝地跟在後面，时不时地直起腰板赏给他的村民几句话：“钉了桩的地都别种了啊，占了。每亩地补偿三万六。”有老实的人，放下手中的活计，迳直回家去了。“爱捣乱”的家伙们，七嘴八舌的议论开来：“为什麽不早点通知，活都干了一大半了，这不坑人吗?”“就这麽占了地，以後靠什麽生活啊?”“给我们安排工作吗?”“政府养我们老吗?”“村里卖地收多少钱?为什麽只给我们三万六，其他的钱用来做什麽?”村干部有点招架不住，拉下脸骂道：“嚷嚷什麽，再有意见，人家不占了，你们还什麽都拿不到了呢!”大家掂量了一下三万六的重量，摸一摸自己的老腰，一下子真有点舍不得眼前这个来得如此突然的诱惑。村干部又骂了几句，大步流星地离开了，完全没有了当初竞选时挨家挨户求选票那副孙子模样，现在人家摇身一变，变成了青天大老爷。我抬头看了看天，灰蒙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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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得很生动，文笔很风趣，读着却沉重。
国内工人阶级确实没有翻身做主，这么浅显的道理却一次次被强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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