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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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器官捐赠，遗爱人间，实乃生命价值的最高体现。濒临死亡的病患可以因捐献人的爱心获得重生，陷入绝境的家庭可以因亲人的康复重新过上温馨幸福的日子——一个平凡的普通人，因着签署了一张小小的器官捐赠卡，在自己告别人世时，却能给他人带来生的希望!真爱无涯，甚至超出了死亡的大限;真爱无价，告诉我们生命可以以另一种方式延续，可以点亮更多的生命。
　　然而这样的器官捐赠在海内外华人中，为社会所倡导，乃至形成制度，还是近年来的事，而且限於港台地区。永杰兄赞誉捐赠者为“无言的老师”，并与夫人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签署器官捐赠卡，实在可感可佩!
　　我生於医生世家，在医院家属院长大，父亲是呼吸内科专家，母亲的专业是胸外科，妹妹是微生物学博士、病理科医生……一家人的话题自然离不开医学名词，就是在饭桌上，从小母亲就常指点着炒腰花、麻辣肚丝告诉我们什麽是肾皮质、平滑肌……器官移植，曾一度成为父母工作的中心。
　　“文革”後期的70年代，医院的工作渐渐回归正常，科研项目也逐渐恢复。母亲被外科主任点将加入了肺移植攻关小组——那时中国还没有肺移植的先例。等候肺移植的多数是肺癌患者，所谓“死马当成活马医”，只要有一线生的希望，病人和家属都翘首以待。医院也集中了最优秀的医生，手术、麻醉、病理、护理等各方面的精英，真是万事俱备，只等可供移植的肺出现。
　　那时当然没有器官捐赠卡，因传统文化的影响，人死不能“全屍”是大忌，器官捐赠人只有少数意外死亡者和被执行死刑的犯人，尤其是重刑犯，家属政治、社会压力极大，一般都任凭公安机关处置，所以成为器官捐赠的主要来源。
　　当年父母供职的胸科医院在北京城郊，附近有北运河及运潮减河，河滩上的密林中一度曾是枪决罪犯的刑场。当年的枪决现场不但守卫严密，各大医院的救护车也严阵以待——像协和、阜外等着名大医院的医生都在紧张等待着器官移植的供体，枪声响过，就要争分夺秒用最短时间将器官处理好，风驰电掣赶回医院，而手术台上，病人已经做好一切术前准备，只待器官一到，立即手术。
　　那次有一点小小的意外：胸科医院近水楼台，取下的双侧肺最快送进手术室，还未来得及动刀，阜外医院的人马到了——原来阜外是北京市最着名的心脏科医院，也在进行心脏移植的研究，因胸科医院的医生下手快，切下肺部的时候连心脏也一起带走了，阜外的医生晚了一步，只得赶来讨回心脏……这个笑话母亲讲给我们听，至今印象深刻。
　　母亲参与了中国最早的两例肺移植手术，後来都因感染和急性排异反应，在一周後不得不把已经移植的肺部又行切除。他们那一代医生的医德、敬业和勤奋，与他们的成就、坎坷有口皆碑，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