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西方存在着文化理念和行为方式的重大差异。西方的文化理念是“人之初，性本恶”，认定人只要失去制度约束就注定出罪错，於是基督教努力教化信徒赎原罪，思想家用心设计政治理论指导制度设计，采取分权制衡，减少权力过大导致滥用权力，更进一步则成就了其立法理念——重程序法超过重实体法。中国的文化理念是“人之初，性本善”，相信通过“修身”达到“齐家”，进而“平天下”，所以更重视官员立德，并期望通过自修而“立地成佛”，表现到法治上则是重实体法超过重程序法。
时下人人骂贪官，老百姓在骂，贪官也在骂，这是不是说明我们拥有了抑制腐败的良好文化和社会环境?非耶。其实，今天人们对腐败的痛恨，并非源於道德观念和价值判断，更多的是因为出现了有人吃肉，有人汤都喝不到，或者自己也在贪腐，只是条件制约而没有贪到别人那麽多，如此差别自然导致心理失衡，进而大骂贪腐。
一旦有一天自己也拥有了贪腐的能力，这时会怎样?或许不输前者。
寻找治腐出路。笔者认为以下几点较为关键。
第一，找到避免国家权力进一步碎片化，同时又不因权力集中增加腐败机会的平衡点和突破口。我们强调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既然社会运行高度依赖政府，那麽权力碎片化则是危险的，所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点一直在强化组织力量，同时集中行政权，这时就伴生着行政权过大後的权力寻租和滥用问题。怎样才能解决既避免权力碎片化，同时又避免权力集中导致腐败加重，这是一个直接考验共产党执政能力的难题，必须尽快解决，并且是根本性突破。
第二，加大体制制度改革的力度，保证“把权力关到笼子里”。权力天生存在张力，并且天生具有腐蚀性。这也是西方一位政治家所说的，你要知道一个人的品德，你就赋予其权力。如何才能克服权力存在的天生性问题?希望在邓小平所强调的，“制度更带有根本性”。换作习近平主席的话说，“把权力关到笼子里”。
第三，改善文化环境与官员的品德修养，让官员生成抑制腐败行为的精神空间和价值系统。人是社会的，不可能脱离环境而孤立存在，这就意味着社会存在什麽样的价值评价系统，就会产生什麽样的人。一位思想者说，一条鱼有了病是这条鱼的问题，所有的鱼生了病是河水出了问题。试想，在一个笑贫不笑娼的社会，你还敢奢望道德的张扬吗?在一个不看如何当上的官而看当没当官，你还敢奢望官德张扬吗?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确到了从文化和价值观上改善社会的时候了。这其实也是消除腐败不可或缺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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