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们已经开始面临的一个困境是第二代农民工,即80後、90後的农民工。他们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在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时候,他们可能还没有成年甚至没有出生,因此,分田的时候他们可能没份,即他们没有土地,他们自身也这麽认为。对於第二代农民工而言,他们从小上学,可能初中毕业或高中毕业後就外出务工,没有务农经验,进城务工的目的就是要在城市生活,而不仅仅是副业,这就与第一代农民工的价值取向完全不同。
关於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到底怎麽算。就算我们不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很多成本实际已经在支出,如果完全当成一个新的需要支出的成本,恐怕就不准确。比如,社保问题、就业培训问题是不是都已经在做,在中国的大城市里,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实际上也不是十分突出,还有教育问题,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关闭了很多的中小学,如果这些中小学不关闭的话,就可以解决更多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
关於户籍问题。现在,很多城市已经取消所谓的农村户口和市民户口。肇东是较早采取这种措施的。那现在怎麽区分呢?拿出身份证来就可以,住址是某区、某街道、某路的就是市民,住址是某乡、某镇、某村的就还是农民。所以说,单纯取消户籍是没有用的,真正的问题是要国民待遇,以及公共服务均等化。
城镇化可能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比如,机械化的农庄本身可以涵盖到工业化里,所以工业化的问题要解决就业。今天,我们批评福利国家,不是懒的问题,归根到底是失业问题造成福利国家的困难。如果我们转变生产方式的话,用人会越来越少,我们现在正处在劳动力最高峰,但恰恰此时出现所谓的“民工荒”,这很值得我们思考,正是社会排斥造成了这样的後果。
再就是农民和农村问题。最理想的一个出路是:农民是一种职业而不是一种身份。我们可以住在城里,也可以去经营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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