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宽和、理性的茅于轼先生，因直言质疑和批评过毛泽东和正统理论，频频遭到极“左”分子各种骚扰和攻击，甚至遭受生命威胁。原定於5月4日在长沙举行的演讲，因大批极“左”分子蜂聚长沙准备闹事，甚至要伤害茅先生本人，被迫宣布取消。当然，据悉最後主办方迫于安全考虑，改变讲座地点，并秘密进行。而相对应的是，各地极“左”分子却在长沙气势汹汹、大张旗鼓地集会游行示威。
　　这一天，当为中国的耻辱一日。一个学者，竟然无法正常地进行一场理性的学术演讲!由此言之，茅先生原定的公开演讲，虽然变成秘密的私下座谈而仍得以进行，但令人悲哀的成分要远大“成功举行”的喜悦。因为一场正常的演讲，何以竟非得如此偷偷摸摸?!谁说文革已经过去?!这一幕，难道不是一次小型文革在活生生地重演吗?!这些人，与当年纳粹分子的嚣张与狂暴，何其相似?!而其根源在於，这些极端分子的恶劣行径，总是受到超法律的不当宽纵。
　　每个人都可以表达自由，同时，每个人的表达行为，应当止于和平的表达，而不能对持不同观点的人，进行人身攻击和骚扰，尤其是威胁杀掉对方，扰乱演讲秩序。这不仅是常理，也是法律包括中国法律，所明确禁止的!
　　此外，极“左”们的集会示威活动，招摇过市妨碍交通，并充满着污蔑、栽赃与辱骂，而且还对会议主办方的经营场所，肆意进行围堵和谩骂涂鸦。按照中国现行的《集会游行示威法》，这些行为都是违法的。按照该法，所有民间自发的集会游行示威行为，都必须首先获得政府的审批许可，否则便是违法行为并要予以处罚。但长沙的示威活动，却大摇大摆、来势汹汹，而丝毫未见受到任何地干预。假如有百姓是为了抗议强迁或请求官员财产公开，而进行相似的游行示威活动，那麽，所受到的待遇恐怕一定不会如此吧?
　　政府作为执法的公器，不应根据自身的偏好，搞选择性执法;而是应当中立、公平地适用法律，依法制止任何人，当然包括极“左”分子，以暴力、侵权手段来代替理性的辩论，从而将观点之争限定于和平讨论的限度之内。这对於在中国树立法律权威和稳定的法律秩序，其实极为必要和迫切。否则，如果这个口子继续开下去的话，那麽必然加剧社会的对立和分裂，加速暴力的蔓延和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