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党校田国良先生最近完成了一项科研课题，名曰《省部级干部腐败案例研究》。该课题就高官腐败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後发现，腐败高官八成受贿，所选案例约有63%的案主在作案後仍获提拔。这难免会进一步强化许多人内心的这样一个感觉：咱们官场社会真宽容!如大家所知，关於领导干部“带病复出”、“带薪服刑”的事儿，媒体已经议论得略显疲劳。於是最近又有一个新词横空出世，叫“戴罪升职”，说的是河南最近连续被曝出5起被判有罪的干部官儿照当的怪事。
　　综合分析，“戴罪升职”产生的原因，至少包括两方面：一是火箭式提拔;二是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未铺开。
　　关於火箭式提拔，大家都不陌生。一个官员在一个位置上还没坐暖，很快就升任至另一个位置，这种提拔方式通常都是违反法定程序的。而上级领导之所以超常规提拔干部，往往与其自身利益有关——要麽被提拔者与自己有权钱交易，对方被提拔後，某种程度上就有了更大的抗调查能力;要麽对方是亲属或亲信，提拔他们可为自己留条後路。既然其中有利益关系，有“病”或有罪问题自然就被忽略了。至於此类怪象为何能在官场中堂而皇之地上演，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官官相护”盛行。如果官场中人都为了彼此利益而相互关照，自然就不会对火箭式提拔有什麽异议了。
　　阜阳窝案中就有个典型人物，叫尚军，原本是个颇有姿色的普通女工，自打与王怀忠、王昭耀两位高官有了暧昧关系後，马上就坐上了陞迁的火箭：从女工，到警察，到警长，到法院院长，到卫生厅副厅长，直到阶下囚，历时不到6年。如此反常的陞迁，群众都看见了，官场中人自然更加心知肚明。可见火箭式提拔，绝大多数都是病态的，都必须警惕。
　　至於官员财产申报，当然也是预防“戴罪升职”的有效途径。因为这项制度，本质上是个全民监督制度，一旦官员申报的财产与事实不符，群众雪亮的眼睛就会及时发现。但是，该制度的制定与推行，是由官员自己来主导的，而非人大常委会，因此千呼万唤不出来，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儿。
　　综合来说，一切腐败问题的根源，还是民意缺席。无论是火箭式提拔，还是财产申报制度的阙如，终归还是回避了民众的监督与感受。因此可以说，好制度，不如好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