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信说，你们夫妇在是否让安妮参加学校探险队活动的问题上分歧很大。不瞒你说，昨天安妮已把电话打回国内。她告诉我，周末趁着你出差，她偷偷参加了一次探险队的出海活动。活动中，由於力量不足和经验的欠缺，她落水了，并且被船扣在海里，腿受了伤。要不是旁边有个强壮的男孩儿把她及时捞上来，还不知道会出什麽乱子呢!安妮向我描述了在黑暗的海水中恐惧和无助的情形，看样子，她一时半会儿是不敢再这样冒失了。其实对探险这类运动我也一直很疑惑:洋人为什麽放着平平安安的日子不过，总折腾那些悬事儿，现在闹得原来本本分分的中国人也跟着玩儿起了小命儿。
我以为，如果说当今洋人的探险是沿袭了他们老一辈欧洲人的遗风，那麽现代中国人的探险活动无疑是受了洋人的影响。15世纪到18世纪，大航海时代的欧洲曾经出现了很多着名的探险家，这些人除了本身具备探险素养外，更重要的一点是有本国政府的资金支持，他们探险的目的是为了殖民和贸易，像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还有我们熟悉的库克船长。
虽然世界地理大发现时代早已结束，但至今也仍有很多人对探险保有执着的热情。这些冒险者的目的和老一辈欧洲人大有不同，他们大都并非为利而往，因此令我们普通人困惑——难道他们是一群没心没肺、无亲无故的孤家寡人吗?他们不考虑家人为他们整日提心吊胆的感受吗?1924年，当《纽约时报》记者问着名的探险家马洛里为什麽要攀登珠峰时，他的回答竟是：“因为它在那儿。”答话里没有一个字能让我们看到他对家人感受的顾及，当然也看不出他的壮举与我们所崇尚的民族荣耀有什麽关系，为的仅仅就是心中的那个征服。此话不久，马洛里在尝试从珠峰北坡冲顶时遇难，当时只有三十八岁。和我想像的不同，马洛里并不是一位鲁莽的人，他受过很好的教育，毕业於温切斯特公学和剑桥，从教於英国着名的查特豪斯公学。
其实，我对这项运动的关注并不是因安妮而起，我接受探险的启蒙教育源於1985年至1986年间长江漂流11位壮士遇难的事情。当时的我虽然时有青春驿动，但看到尧茂书为漂流牺牲生命的报道，目瞪口呆之际不禁落泪。想像壮士只身在他制作的船筏中无助地颠簸，然後被湍流中的巨石击碎，惨烈的一幕在我心中曾留下很深的烙印。从此，我开始关注这项运动。我看到有这麽一句话很是精到地描述了常人与那些“狂人”的隔阂，大意是：“文明”是一张网，这些热衷冒险的人挣脱出去，探索人的极限。他们在网外的惊世骇俗之举，给网内的人们带来难以疏浚的困惑。
多年对於探险的关注越发让我对这种活动避之不及，更是不敢想像自己也会遭遇冒险。而一个偶然的机缘使我“被”体会了一次冒险者的感觉。记得那是在太平洋的一座小岛上，当时觉得岛的面积太小，预定的玩法实在无趣，我一时兴起便起了穿越小岛的心思。没想到一进山就没有了退路。全程每一步移动完全是在向导披荆斩棘下进行，深山幽暗，不见天日。当历经五个小时的艰难跋涉，在无望中看到曾经的探险者留下的一枚路标的那一刻，方知我们有平安走出那座深山的可能。当我们再见蓝天，我是多麽庆幸自己能重返文明世界，远离了暗藏在沟壑和悬崖里的危险。
事後回想这个不情愿的探险经历，我的确从“不愿同情弱者而崇尚坚强、自傲和辛苦劳作的攀登文化”中捕捉到了一种久违的感受——回归与征服。而这一过程也的确没有依靠任何现代化的科技手段。由此，我清晰地看到了现代人与大自然仍可相连的痕迹，我们并没有因为科技的发展而退化。这个经历还告诉我一个道理：危险的处境虽然远少於安逸，却是人类生存的另一种形态，虽然当我们遇到它的时候会很不情愿。人们在安全时期从事探险的尝试，表面上看是在玩儿命，从另一方面看，实际恰是为将来能在危险处境下挽救更多的生命做积极的准备。
说到这里，相信你仍没得到一个是否让安妮参加探险队的确切答案，其实我也真的没有答案可供你选择。虽然俗话说入乡随俗，但西方人的这个风俗还是比较小众并极具争议的。安妮在没有一定的体质基础的情况下参加这样的活动，我个人觉得时机还不成熟，但这并不妨碍她继续探讨这项运动本身的意义。
昨天安妮来信说，她们体育课上的野外拓展训练项目虽不像探险队那麽悬，但对於小童们也很惊心动魄。由此可见，洋人已牢记冒险精神对於他们今天生活状态的意义。安妮的学校把这样的课程纳入日常教育的做法也显出了其中的深意。洋人在继承昔日“哥伦布们”凭着冒险征服的大片领土的同时，更是把勇敢冒险的精神溶在了骨子里。也就是凭着这样的传承，当年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的一小步，无可争议地成为了代表人类探索太空的一大步。
再叙!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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