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信已有10多万中国农民工结成‘临时夫妻’”，这是一则外媒报导，近日被《环球时报》“出口转内销”。在“临时夫妻”现象背後，是农民工的性压抑与情感“堰塞”。10多万结成了“夫妻”，剩下的农民工，照样面临性压抑与情感“堰塞”的困境，而且没有必要的渲泻管道。
　　乍一看，农民工“临时夫妻”有悖於传统婚姻伦理，当它大面积蔓延开来，就会积聚巨大的危机。从农民工自身处境来说，“临时夫妻”使婚姻家庭失去稳定。对於社会而言，也产生了很多问题：一方面城市主流价值观标榜爱情、诚信，一方面城市出租屋中充斥着“露水夫妻”的场景;农民夫妻一方可能含莘茹苦，另一方可能独自寻观作乐。我们的社会道德、价值观成了“绣花被缛盖鸡笼”，并由此激发社会危机。
　　但如果我们指责农民工，那将是极端虚伪的。农民工进城了，他们托举起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在国际产业链上，中国只拿到一点辛苦钱，这种价值主要是农民工创造出来的。他们付出巨大，但社会保障、医疗、子女教育、户口、留守儿童等一系列困境持续至今，“临时夫妻”正是这种困境的一个真实写照。国家欠农民的债，这是一种特殊的“国债”，迄今未及偿还。
　　从道义上讲，我们必须对农民工和农民作出补偿，根本的方法就是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创造条件让农民工市民化，实现城乡居民“平权”。实现数亿农村人口的真正城市化，无疑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但如果务实一些，我们也大有可为，比如为农村家庭提供就业培训，增强夫妻同时进城务工的能力;城市廉租房向农民工开放，并且租金可接受等。
　　作为前提，政府首先必须对进城务工人群的生存状况有基本的调查研究，始能言制定针对性的社会政策、出台救济措施。目前，农民工“临时夫妻”数量是多少、其对社会影响到底如何，除了媒体的猎奇式报导，尚无系统研究。国内学界对此浑然不以为意，政府也不把此类社会问题当回事。类似情况，应该尽快有所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