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事件充满戏剧性,下跪行为只是其一。《中国青年报》的调查称,围堵豪华官宴只是表面,抗议当地一个污染项目落户并且1200户居民因该项目被低补偿拆迁,这才是实际冲突。这个解释,比市民围堵豪华官宴来看,要可信得多。生活中该有多少官家豪宴,何曾有过市民去围堵?但涉及工业污染、拆迁补偿,情况就大不相同。
市民围堵住了张爱华的豪宴,实际上却非为豪宴而来,他们是去“集访”污染项目和拆迁补偿问题。豪宴或许也是市民的利用机会,但并非他们的实际诉求。不过,对媒体来说,对一般人来说,“围堵官宴”在这个时候显然更有说头。
正是这种差异,使人体味到很深的无奈。市民不满拆迁补偿,不满污染项目,现在都不会太受关注;围堵豪华官宴,才能产生效果。这就像讨薪,按程序去讨薪,不仅讨不到,而且谁都不以为然,於是有跳楼跳桥。跳楼讨薪闹得多了,同样失去效果,还被指为“跳楼秀”,要被打击,於是又有模仿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讨薪、跪拜海瑞包公范仲淹讨薪等。
这个社会的所有事情,原原本本,就事而论,是不行的,需要娱乐化的包装,需要指桑骂槐、指东打西式的借代,需要戏剧性的行为和姿态。问题已经呈现出来了,已经充分表现了,都没有用,它必须被表演出来,才能引人去关注,才能有解决的万一希望。这既是社会的劣质化,更是治理的劣质化。
对泰州市民危害更大的,到底是低价拆迁、工业污染,还是一顿豪华官宴呢?一顿豪华官宴,用得再多,终究有限。而1200户的低价拆迁,以及世世代代被污染所害,都是严重得多的事情。然而,为低价拆迁和工业污染而“集访”,是不足以触动任何人的,而围堵一次官宴,就可以使一个官员免去职务。
对张爱华来说,制造对市民的大危害,自己不会有影响,可能还会有政绩,而一顿酒宴被围堵了,却丢了官。这是中国式权力的特殊逻辑:造成大损害是无所谓的,甚至是有功的,造成小损害却可能是重要的,要丢官。可以残民以逞,不可以逆拗风头;不必在意民怨沸腾,不可不在意权力的体统。制造污染和民怨无事,动不了一根官员的毫毛;搞一桌豪华官宴,官员要下课。治吏严还是不严,是伪问题,严也好不严也好,关民众什麽事呢?民众连个屁也不算,这才是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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