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长江三角洲流域H7N9禽流感的出现，又天然成为对政府执政能力地考验，但我们往往认为此考题只是在检验政府行政的透明度，其实远非如此。
　　近些年涉及环保、民生的公共事件频发，所以各级、各地政府都开始认真对待危机处理问题，但危机处理是一个系统工程，而目前我们的有关部门只达到了危机公关的第一步骤，即坦诚认错和公开信息。而此步骤只能是稳定民心、缓解危机，但处理解决危机还需要很多步骤。我们以此次H7N9禽流感为例，政府的即时发布和不隐瞒确实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但还是缺少了关键一环，即对禽类经营者的利益保护。
　　鸡鸭鹅作为中国人饮食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其背後涉及的产业必然极为庞大。作为消费者拥有绝对地选择权，在禽流感的风险之下拒绝吃鸡鸭鹅是一个理性选择，但此理性选择一定会招致鸡鸭鹅产生的禽类利益链的极大损失，很可能会致使相当一批的经营者亏损甚至倒闭。即使有勉强存活下来的经营者在以後一定会是心有余悸，所以其理性选择一定是在没有禽流感时期拚命加价，以备禽流感风暴暴发後的补偿。但此种加价最终还是要转嫁到老百姓头上。
　　中国的地大物博为我们所公认，所以禽流感即使暴发也一定从某个区域开始，而且根据科学的数据统计，禽流感也没有那麽恐惧，目前证据表明都是活的鸡鸭鹅把病毒传染给人。也就是说食用鸡鸭鹅不会带来太大风险。在长江三角禽流感的敏感区，相信政府对因为活禽交易市场关闭而造成经济损失的商家和鸡鸭鹅养殖户会给予一定的补偿。但在幅员辽阔的中国，非核心区的禽类经营者又如何呢?相信一定是极为惨淡地经营着，而且地方政府也不会因此给予补偿。地方政府的官员如果能从真正社会稳定和保护禽类经营者利益的双重角度出发，那就应该在公共场合带头食用鸡鸭鹅等禽类。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无论从国土面积、人口、经济总量方面看都毋庸置疑，但大国同样对应着大国的风险，区域性公共危机而引起的全国性恐慌就是大国一个显着的代价，所以说从国家发展和社会公共理性的大局出发，即使食用鸡鸭鹅等禽类有着一定风险，领导者依然要做，这就是领导者对社会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