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位“90後”全国人大代表的出现，引起了舆论的普遍关注，这意味着“90後”作为一个群体，已悄然地走向了社会的主流。此前，舆论对他们的关注，大多是挑剔和严厉的，坊间曾用“非主流”“脑残”之类的概念评价他们。但这种局面，随着他们的身影在人大会议上的出现，已开始出现根本的改变，作为社会一个重要组成部位，“90後”，全新登场了。
此前，各地“两会”上也纷纷出现“90後”代表和委员的身影。虽然数量很有限，但引起的轰动却是巨大的。如同千里冰原上融下的第一粒水珠，没有人会轻视它潜藏的巨大能量和带来的强烈反响。而“90後”代表们的表现，虽然生涩，但并不稚嫩，有些作为，甚至令前辈们刮目相看——贵州“90後”人大代表刘萍，挺着大肚子在村里一户一户地走访，提出涉及家乡民生的议案三个，并个性十足地说：“不能等上了会再说是来学习的!”;北京海淀区“90後”人大代表，北师大大四学生王晨关注公租房和蚁族群体，为广大“蚁族”的公租房申请，向有关部门提出尖锐但不失建设性的问题;广州“90後”人大代表杨静本人是外来务工人员，她提出一系列包括外来小孩借读费贵等涉及外来人口权益的议案;上海“90後”人大代表，复旦大学大四学生孙晓雷，“很不低调”地通过微博搜寻民意，并与公众交流。
综观这些代表，除了年龄同为“90後”，还有其它一些共性，其一，是参与态度认真，参会之前都做了耐心细致的准备，没有一条议案是雷人或譁众取宠的;其二，是所关注问题，涉及当下最值得关注的民生问题，不高蹈和空谈;其三，她们中，多数不是官员或公务员，这使得他们的关注点，更加底层和草根。但略有不足的，是具有法律知识背景和身份的还少，他们的“优秀性”更多於“专业性”，这一点，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是需要重视的。
但对民众而言，代表和委员们的年龄，肯定不是最值得关注的。最值得关注的，还是他们的产生方式是否科学和民主?他们是否真能代表民众去参政议政?他们所关心的问题，是否是民众最感有切肤之感的问题?他们是否会在以官员和商人为主导的“两会”中，成为更新色一点的花瓶和举手机器?如果没有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制度保障，这一切，都很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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