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狱十年，第一次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十年来，身不自由，思考却没有停止。
　　近年来的各种冤案从张高平嘴里说出来，像是他自己的故事。在监狱里，他一直关心各地发生的冤案，多年的研究，让他嘴里偶尔蹦出来的话，富有哲理。
　　在再审的法庭上，张高平说：「今天你们是法官、检察官，但你们的子孙不一定是法官、检察官，如果没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你们的子孙很有可能和我一样被冤枉，徘徊在死刑的边缘。」在宣判当天，家人专门给他和张辉带了两套全新的衣服，洗个澡，去去晦气。张高平换上新衣服，很合身，他说这是女儿给他买的，但其实自己并不信这个。

　　我咬着嘴唇不哭
　　我哭了家人更难受

　　记者：终於走出了监狱，是什麽心情?
　　张高平：我知道迟早会有这一天，我相信这一天会来的。如果没有枪毙掉我，我就去找勾海峰的家属，我知道DNA可以通过家属鉴定。虽然我能出来很高兴，但是我还是有顾虑的，我都49岁了，我不知道回去做什麽事情，怎麽生活，我身体也不行了，一天到晚耳鸣，眼睛老花，我不知道以後该怎麽办。
　　记者：拿到无罪判决书，哭了吗?
　　张高平：我咬着嘴唇不哭，我哭了家人更难受。
　　记者：听说你被判刑以後，你的妻子跟你离婚了?
　　张高平：是的，那时她24岁，还怀了4个月身孕。高院判决书下达以後，她就来监狱(跟我签字)离婚了，孩子也没了。
　　记者：出来後，会跟她联系吗?
　　张高平：我会寄一封无罪判决书给她，见不见无所谓，我不会打扰她。我理解她的，她那时还年轻，我知道自己这个案子很麻烦。我寄无罪判决书给她，也让她在外面好做人，免得人家说闲话。

　　如果他们重视
　　2005年就可以把我放了

　　记者：你一直不愿意减刑是吧?
　　张高平：我没法减刑。我一天刑都没减，(因为)我没犯罪。
　　记者：即使有冤情，像你这麽硬气的还是很少的。
　　张高平：我2005年就在电视上看到勾海峰了，我跟警官反映，但是他们没有任何反应，反而把我调到新疆的监狱了，把勾海峰枪毙掉了。我在新疆又向警官反映，一女警官说：「张高平啊，人家都把你办成铁案了。」我说：「是他们人为把我办成铁案，不是我犯下铁案的。」他们没人管，但我还是不停喊冤。
　　2008年，那个灭门惨案的(被告人)马廷新被无罪释放时，我当时就拿去给警官看，对他说：「这个袁连芳跟我们判决书上的袁连芳是一模一样的，能不能让我把这个寄回家去，给我哥哥嫂子看看，是不是同一个人?」他说：「中国这麽大，十几亿人口，同名同姓的人多的是。」我说：「同名同姓的人多的是，但我是亲身经历，没那麽巧合，同是牢头狱霸逼人抄(认罪材料)的，我虽没见过袁连芳，袁连芳是威胁张辉那边的，但我开庭时也听张辉说他是牢头狱霸逼着他抄的。」我都拿了个信封，还贴了5张邮票，可他们还是没有给我寄，但是他们跟驻监检察官张飙说了，张飙很重视。
　　记者：你认为你本来2005年就可以出来的?
　　张高平：2005年我就认定是勾海峰了，如果他们重视，那时候就可以把我放了。我看到勾海峰杀死女大学生吴晶晶的那个案子，杀人地点在江干区下沙，我们带的那个女孩王某当时下车的地方也是江干区，而且作案手法很像，我就怀疑是他。我叫我哥哥去问问律师，当时说是没有勾海峰的卷宗，公安看不到，就把我调到新疆去了。
　　记者：你不认罪其实要多受很多苦。
　　张高平：他们打到我受不了了，我认罪，等他们走了，我恢复过来，我就说不是我们干的。我脑子里(强奸)这个念头都没有，我在石河子监狱里也说了，别说我强奸了，我就是有这个想法，都会认罪。
　　记者：你有没有觉得自己跟其他冤案有不一样的地方?
　　张高平：我觉得比他们更冤，因为我们是做好事，本来就想放(王某)在杭州外环线就不管她了，我看她是个小女孩，不放心，才送她(到目的地)的。南京那个扶老太婆的案子(彭宇案)没我们惨呢。还有广州那个许霆案，一开始判无期，後来又一个云南许霆案。我在监狱里，我就关心这些。
　　记者：袁连芳作伪证害了你们，但他自己却被减刑了，如果让你做线人，可以为你减刑，你会答应麽?
　　张高平：我不会干这种害人的事情，哪怕立即放我回家我也不会。他们说只要我把犯罪事实写下来，就给我减刑20个月，我都不要。还让我写认罪悔过书，写因自己的犯罪给社会造成危害，给受害人家属和自己家庭带来沉重打击。我不会写的，这样子放我回家我都没脸，我宁可死在监狱里。
　　记者：如果你再遇到这种事情(指有人搭便车)，你还会这样做吗?
　　张高平：我会。如果是我开车带人的话，有直接的地方，我会送她坐上出租车，然後把车牌号码记下来。
　　记者：你憎恨社会吗?
　　张高平：现在给我平反了，就没有了。我恨的是那些实施逼供、逼我抄(认罪材料)的那些人，我绝不能容忍。

　　丢失的十年再也找不回来

　　3月27日，洗脱冤屈的张高平、张辉在家人的簇拥下，返回到安徽歙县老家。全村老少夹道迎接，张家购买了两万元的鞭炮，从村头放到村尾。
　　张高平原本是一个能人，被捕前一年，他带着张辉开着那辆解放牌大货车，来回於歙县与上海。那辆大货车花费20余万，还没来得及给张家创造多大的经济效益，因为叔侄被抓，货车停放了很久，几成废铁。後来，以6万元贱价甩卖。
　　上访九年，换成一叠叠的申诉材料、一张张的车票。张高发深深体会到人情冷暖。
　　在北京，门卫告诉他，「你找不着人，又没钱，就没希望，十几年、二十几年的牢肯定坐定了」;找律师，有的开价20万，他付不起，一度准备卖掉房子。
　　十年间，张高发散去十万家财，尽管在他看来，有的是被骗走了，「都要给钱才办事，这个给一点，那个给一点。」出事後，张高平的母亲每天以泪洗面，一年住两三次院。一只眼睛哭瞎了，另一只眼睛仅有余光，度过了生命的最後几年。
　　2009年5月3日，母亲去世。张高发瞒了两年多。张高平每次打电话回家，都问母亲好不好，家里人含湖应付：好。
　　後来有一次，张高平打电话，要跟母亲讲话。张高发不得不说出真相，电话那头，沉默良久。张高平没有哭。
　　被抓前，张辉有一个女友。他们自由恋爱，女友在深圳的服装厂打工，本来，他们准备在2003年年底结婚。
　　出事那一年，张高发还去过儿子的女友家里，尽管他知道，儿子的这桩婚姻可能泡汤了。如今，当年的女友已嫁他人，「孩子都好大了」。
　　二审判决下来，张高平的二婚妻子去了监狱，跟他离了婚。张高平很痛快地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
　　张高平的一双女儿(与第一个妻子所生)已经长大。但父亲的冤狱已经改变了她们的人生。
　　如今，张高平、张辉叔侄俩回家了。张家人的生活将回归到正常的轨道上。
　　人生再次起步，只是已丢失的十年，时光不会流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