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安徽代表团的「洗脚妹代表」刘丽为农民工群体建言：因长久分居，城市农民工中已大量出现「打工潮下组建临时小夫妻」情况。她建议解决农民工夫妻两地分居问题。
　　农民工不能享受正常的家庭温暖，分居两地长期无法享受夫妻生活，这样的痒痛，正是不少流动人口的真切感受。去年，卫生部的官方数据就显示：我国有80%的外来农民工都处於性饥渴状态。对於「临时夫妻」，挥舞道德大棒显然无济於事。必须承认，享受正常的夫妻生活以及家庭温暖，这是基本的人伦，更是天赋人权。但现在，这种权利沦陷了，迫使他们不得不突破道德边界寻找温暖和慰藉。
　　是谁造成了这种伦理和道德的畸变?如果是个例，或是个体人格缺陷，但普遍存在於农民工群体，或许更应该思考的是：是怎样的社会土壤，造就了这种扭曲和荒唐。
　　为了活计，农民工们不得不离开妻儿，外出务工。长期分居，渐渐让家庭名存实亡，因为它缺少基本的温暖和慰藉。如此，家庭观念难免变得模糊，当家庭责任和道德伦理被原始慾望和本能需要所超越，那麽「临时夫妻」的现象，也就不可避免的出现。
　　也许，解决这个问题最理想的状态，便是流动人口能够带着妻儿一起迁徙。但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显然不现实：以农民工的收入，大部分人并不足以支付昂贵的房租等基本的生活成本;而农民工身份承载的权利，孩子入学等权利实现更是困难重重，更别说其他保障和福利。
　　「临时夫妻」的扭曲，既然是社会环境所造成的，那麽矫正这种扭曲的观念，也就必须先从改善农民工的生存境遇上去求解。从长远来看，关键还是改变农民工被城市边缘化的现实，其中包括待遇的提高、权利的平等实现等，比如解决农民工子女平等入学、城市保障性住房的申请标准，让农民工也能住进保障房。
　　解决农民工夫妻两地分居的问题，消除「临时夫妻」的荒唐，不仅仅是对道德人伦的救赎，更是对人性的敬畏以及权利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