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的法治建设开始於晚清变法，迄今已逾百年。也许是一开始就是在外来压力之下勉为其难的原因，我们内心多半是时下网络流行语所谓“各种不服”，对於引进西方法治一直处在一种将信将疑、欲进又止的状态。外部压力大的时候，也许就往前走几步;否则就裹足不前。并非发自内心驱动的事实还导致一种敷衍心态。能够在表面上作出法治的样子，例如编纂法典，设置机构，拉起队伍，穿上行头，都可以有板有眼地进行。但是，制度运行的内在精神仍然是非法治甚至反法治的，其效果如何，了解近代史的人们都知道。我们是否可以说，如果晚清政府能够真诚而非敷衍地推行法治，那麽中国就无需走向共和，君主立宪制也完全可以达到实质上的宪政体制?同样的道理也可以解释後来的江山易帜。
　　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更加长远，也可以看出，法治在中华大地上难以健康成长有更为悠久的历史根源。且不说“德主刑辅”、“刑期去刑”这类儒家信条，观察传统社会的具体治道与治术，就会看出，我们是怎样喜欢宏大叙事，而忽视具体制度建构的。例如，在一个农业社会里，土地权利及其相关制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无论是古典罗马法，还是诺曼征服之後的英国普通法，关於土地所有、占有、保有、使用、买卖、时效、占有取得等等权利及法律救济方式，相关规范浩如烟海，各种学说百家争鸣。无论是罗马的那些备受推崇的大法学家，还是英国法学家布拉克顿和法官柯克，都在这方面殚精竭虑，其成果也成为学术史上的伟大经典。
　　但是，在古代中国，毕生致力於土地制度研究的大学者是不存在的。古典立法里，有关土地的规范凤毛麟角。官员在处理这类被称之为“田土细故”的纠纷时，压根儿不需要引用法律，只是依据一些古代故事以及司法官员的公正感——如果有的话——作出判决。春秋决狱让这种大而化之的司法模式具有了正统地位。在阅读一些古典司法判决书的时候，我们很少看到，州县官员们在处理田土纠纷时会引用此前就类似案件所作的判决。司法中的这种个别主义丧失了可预期性，同时也为司法腐败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从这样的角度观察，今天的法律人树立一种不弃微末的精神，重视法治的细节建构，就不仅指向制度，更是改造文化。当然，在挖掘和培育细节的同时，我们还需要在每一个细节里渗透普遍的价值，努力造就一个局部与整体相和谐的体系，也是自不待言的。当年胡适先生倡导“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其意义也可当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