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焦虑着中国还有那麽多连片的贫困地区如何脱贫致富的时候，戴了16年小康帽子的山西大同县，终於成功返贫了。戴着贫困的帽子，一伸手，钱来了;一挥手，税免了。5天後，工信部主动打来电话，要派人前来接洽扶贫事宜。成功返贫的大同，滋润的日子终於来了。
　　戴着富帽过穷日子，戴着穷帽过好日子，这种社会生态，估计别国少有。贫与非贫，是由政府的一纸「准贫证」来界定的，即便邻近的两个县，经济状况大同小异，但戴着不同的帽子，却有着放养与抱养的天壤之别。按说小康的帽子，也不该是想戴就能戴的吧，总也应该有个验收的标准吧，但再形式的门槛，都守不住人为的力量。在大同县的换帽游戏中，你猜不透目前中国的穷富两顶形象的帽子，究竟还有多少被人为地戴错了，戴歪了。
　　大同成功返贫，是最具典型意义的批评样本，它集中暴露了扶贫工作从政策制定，到监督执行中的脱离实际、粗放随意。当地官员在成功返贫後感慨，「有了这个文件，就好办了。
　　这就是尚方宝剑。」说穿了，是一种挟贫之气，挟上之气，撒娇之气。当脱贫不再是政绩的追求，中国的贫困地区扶持政策，已经到了需要全面反思的阶段。它不是坐在办公楼里看看报表、拿国家财政切切蛋糕、听跑贫进京的官员诉诉衷肠这麽简单的事。在扶贫权力机构的手中，每一个数字，都凝聚着民众的血汗，都倾注着共同富裕的期待，都有着合理公平的巴望。如果拨下的这些数字，不能像投资与播种一样考核收获，不能将喂养的成本与成长的速度挂钩，就会有更多会哭的孩子，重回喂养的怀抱。
　　中国贫富地区的差距，固然与客观的环境条件有着必然联系，但与一地带头人的作风与能力也有着必然联系。如何在扶持贫困的过程中，让会哭的孩子喝到奶的同时，有学会觅食的意识、有主动觅食的能力，与其他地区一起真正能够跑在小康的同一条路上的竞争能力，还离不开制度的激励与约束，离不开勤政的监督与管控。如果戴上贫帽反能衣食无忧，谁会愿意去创富的路上奔跑?如果一个地区的领导，把精力放在求贫上，谁还会有精神去带领群众求富?
　　会哭的孩子叼着奶头不愿长大，看上去是孩子的问题，其实是大人的责任，最终拖累的，是整个家庭的奔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