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没一个总导演能攒下那个导演的口碑。
1949年，15岁的黄一鹤参军，一年後，他就跟着部队去了朝鲜，後来，黄一鹤转业到中央电视台，成为一名电视编导。
首届春晚大获成功後，他又陆续执导了四届春晚，被誉为「春晚开山鼻祖」。
做到了“为人民服务”
2009年，《北京青年报》进行了一个调查：建国60周年百姓最喜爱春晚投票。投票结果是1983年首届春晚。
起初，黄一鹤感到吃惊和疑惑，後来他这麽理解：“中国的艺术工作，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毛泽东讲的“为谁服务”。我们的艺术是不是和百姓坐在一起，听百姓说话。83年春晚做到了“为人民服务”。”
1983年春晚，黄一鹤推出了四条举措：实况直播、设主持人、设热线电话、请国家领导人出席。按照当时的条件，这四条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对於当时的社会氛围，黄一鹤有着自己的判断：““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失，一张口就是按照毛主席的路线，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很多时候假话连篇，最关键的是老百姓没有任何表达自己权利的可能性与途径。”
“老百姓一直受着压抑，”黄一鹤希望打破存在於电视工作中的弊病，“在我们传统观念里，我是教育者，你是被教育者，我们是在上面的，百姓是在下面的，他们的心里话说不出来，憋在心里难受。”
“就是觉得百姓要说话。”黄一鹤将此视为83年春晚的“根本性的变化”。
为此，黄一鹤破天荒地为春晚设置了观众点播环节。一个观众点播的例子後来被无数次提起：点播李谷一《乡恋》的纸条装了满满五盘，现场督军的广电部部长吴冷西才下定决心拍板，观众愿望才得以满足。
“这捅破了一层窗户纸，”黄一鹤说，观众点播捅破了存在於百姓与电视台、百姓与领导之间的隔阂，“百姓主观上也许并没有自觉意识，自己受到了多大的恩宠，可客观上是这麽回事儿。”
30年後，黄一鹤更愿意跳开节目本身来审视春晚里的“成名作”：“1983年，李谷一的《乡恋》，实际上是人们寻求自由的愿望得以展现，可以展示个人感情了，是一种人性化的表现;1984年，港台演职人员的出现，则是人们觉得我们国家应该把窗户打开，透一下气，跟外面联系一下，我们不是孤立在世界上。”
“你满足了百姓的心愿，你不需要说什麽，百姓就会认可你。”黄一鹤说。
1983年春晚结束後，众多观众的来信让央视不得不为黄一鹤和他的春晚剧组专门开了一个传达室。其中有一封信这样写道：听了好久没有听到的《乡恋》，你们真是“人民的好电视台”。看到这个，黄一鹤的眼泪立马下来了。“当时赞美的语言很多，可前面加一个“人民的”就是最高赞美，比如毛主席是人民的好领袖，周恩来是人民的好总理。”
“政审”张明敏
1983年的五一刚过，黄一鹤就开始建组研究1984年春晚怎麽办了。当时，邓丽君的歌开始流传，年轻人热衷穿瘦腿的裤子，可街道大妈拿着剪刀上来就给剪开。突然刮来的保守之风，这让一心想要超越1983年春晚的黄一鹤压力特别大。
一天，苦闷的黄一鹤在《光明日报》上看到了一个豆腐块似的消息，说是1984年年底时，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要到北京来，和邓小平谈《中英联合声明》，其中一条与香港回归有关。
“香港回归，游子回归，把真正的香港人、台湾人，请到春晚舞台，祖国大陆是母亲，港台演员是孩子，漂泊在外的游子，投入母亲怀抱，於情於理，多好啊!”
黄一鹤说自己当时真的是“眼前一亮”，为这个念头兴奋不已。黄一鹤带着团队连夜写申请报告。在报告开头，他们抄了《毛主席语录》的部分内容。“毛主席说，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左右之分，但大部分人都是好的，所以，把港台演员请过来也是人之常情。”
众所周知，黄一鹤在深圳的中巴车上听到了後来风靡一时的《我的中国心》，凭借多年的导演经验，黄一鹤自己先对《我的中国心》进行了审查，他觉得无论是歌词内容还是主题，都没有问题。相关方面看了黄一鹤递交的报告後表示，看了张明敏的照片，听了《我的中国心》，都没有问题，可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你们对张明敏进行政审了吗?
黄一鹤不解：他是香港人，我怎麽政审他?
黄一鹤的心悬了起来。他打电话给新华社香港分社，让其帮忙对张明敏进行政审。政审结果是：张是一个业余歌手，是香港九龙做电子表的一个工人，没有参加过相关慰问演出的活动。得知政审结果後，相关方面放了心：“张明敏，可以来。”可直到元旦，张明敏等港台演员上春晚的最终报告还是没有批下来。在黄一鹤看来，如果以张明敏为代表的港台演员不能上，那1984年春晚的整个主题就没有了，其他精心准备的《难忘今宵》、《回娘家》、《吃面条》就白搭了。
“魂没了，还有什麽用?”黄一鹤说。
正当黄一鹤为此苦恼时，房间里的电话响了。黄一鹤拿起电话，不承想对方直呼其名，我是吴部长(时任广播电视部部长吴冷西)秘书，部长的意思是港台演员不能用，晚会需要调整，如果能调整，你就马上修改，如果不能修改，那就把黄一鹤撤了。
听了这番话，黄一鹤感觉复杂：“部长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晚会实况直播，如果任何一个港台演员在台上说出“中共”二字，那就是塌天之祸，哪怕是部长也得一撸到底。”可他在电话里直接告诉部长秘书：“请转告部长，我的意见是什麽也来不及改，如果要撤我，我立即收拾铺盖离开剧组。”说完，没等对方开口，他就摔了电话。
腊月二十七当天，黄一鹤和台领导准备做最後一次争取。副台长洪民生从上午8点开始给广播电视部副部长打电话，一直打到11点半。最後一次电话，谈的时间比较长，黄一鹤看到洪民生的眉头舒展开了。
洪民生是南方人，挂了电话，他一高兴乡音就出来了，冲着黄一鹤喊“王一鄂，可以播了!”黄一鹤说自己高兴得“眼前都黑了”。
“民主风气”
黄一鹤回忆说，头两年的春晚，节目几乎没有经过审查，“基本上整体看一遍就完了。”
1983年的春晚上，主持人刘晓庆在现场表达了对父母的思念之情。黄一鹤说，这并不在春晚的台本里面，但刘晓庆事先有这个申请，导演组批准了，至於说什麽全由刘晓庆一人掌握。
早期春晚的节目，除了涉及港澳台演员的，审查力度都很小，导演有很大的权力。1987年春晚导演邓在军回忆说，那时候春晚节目基本上由导演定，她定了的节目很少被毙，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反覆修改。
黄一鹤将此归结为春晚的影响力尚小：“春晚还没有成型，没有人会想到有那麽大的震撼力，当它成为一个主力部队，影响共和国的声誉形象了，那就要管了。”
1990年春晚是黄一鹤执导的最後一届春晚。彩排时，政治局常委李瑞环来审查节目，正好台湾演员凌峰刚表演完。凌峰摘了帽子，露出光头，打趣说，我长得不英俊，大陆同胞之所以喜欢我，是因为我这张脸很中国，写着五千年的沧桑。
这番话把李瑞环和在场领导逗得开怀大笑。可凌峰接下来的几句话，却让包括黄一鹤在内的大多数人感到紧张。凌峰笑着向坐在前排的李瑞环说：瑞环兄，你别笑，你也比我漂亮不到哪去。
众人一时怔住了。凌峰接着说，他(李瑞环)真的不好看，可他是个非常有水平的领导人，他的平民化令我欣赏。
李瑞环笑了，一旁的黄一鹤也笑了，在场的人都笑了。当年，凌峰以一首《小丑》登上春晚舞台，被大陆亿万观众记住。
“凌峰说了也就说了，”回忆起当时的情形，黄一鹤感慨说，“那带着一种民主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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