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住在沙市东区荆江大堤下的一条公路边，记得我还没有上小学的时候，从我们家的那排平房往西一、二百米有一片荒地，荒地里有一些坟头，长满茅草。农民出身的父亲，用一把锄头到那片荒地里开出一块块菜地，种上辣椒、茄子、白菜、豇豆等等。左邻右舍谨慎效仿，在我父亲开出的菜地旁，也纷纷开出菜地。当时没有任何人出面组织，一块块菜地就这样开出来，而且各家的菜地之间还扎上了简陋的篱笆作为界限。作为工厂的职工，竟然擅自开自留地，这无疑是资本主义!一天下午，我亲眼看见一批年轻工人到我们的菜园里“割资本主义尾巴”。他们在一片嘻嘻哈哈中，把菜园里的菜苗活生生拔掉。等年轻人离开，父母亲和邻居们又趁着夜色悄悄地重新种上菜苗或播洒种子，真是“尾巴割不尽，浇灌菜又生”。
　　1974年，我随父亲到地处江陵县的内务部“五七干校”。干校有自己的土地，与周围生产队的界限往往就是一条水渠。到干校後发现，那些留下来的几户老北京，几乎家家都种蓖麻。一年春天，学我父亲的样子，拿一把铁锹，沿着干校沟渠一侧的堤岸种上了蓖麻。蓖麻长得很快，我用剪刀把蓖麻剪回来，晒乾，然後剥出蓖麻米粒，存放到一口缸里。冬天，我把种的蓖麻杆砍回来，堆成了一座小山，成为我们家做饭用的柴草。秋冬时节，每隔一、两个月，我用口袋装20斤蓖麻，骑车到5公里外的岑河镇粮油所，用蓖麻免费换两斤棉籽油之外，还能找回几毛钱。就这样一年下来，我变得有钱了。记得我後来交给母亲10元钱，她帮我买布做了一件的确凉衬衣，当时心里那叫一个美!如今想来，“资本主义尾巴”就是好!
　　1978年，我回到沙市读中学，仍住在荆江大堤下。那时家里还是种菜，只不过有的菜地已经是我亲自打理了。从沙市六中放学回家，常常走大堤，於是有了很多能赚钱的新发现。先是从树枝树干上打知了壳。有一年暑假，我打了一大口袋知了壳，到沙市的老字号中药店恒春茂换了几毛钱。在药店里，我又发现了一些中药，如夏枯球和车钱子。这两种草药满堤坡都是。於是，我采集了好几口袋夏枯球和一些车钱子，又换了一些钱。母亲用我挣的钱帮我做了一件军装，我心里同样美得不行。今天回味，仍然觉得“资本主义尾巴”就是幸福!
　　读高中後，我住进市区，进了楼房，学习压力也大了。从此，再也没有机会种地。我的“资本主义尾巴”也不知是“进化”了还是“退化”了，反正是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