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是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创始人林呐。
我从任希儒、张德育、吴燃、陈景春、张建贵等几位百花前辈和我的同龄共事的资深编辑谢大光，魏久环等人的回忆文字中读到了一些百花创社和复社初期的历史真貌和林呐其人的可敬品格，心里又一次涌现出林呐老人的音容笑貌和我对他的无尽敬爱和怀念，又一次情不自禁老泪纵横!
从1958年，林呐奉命创建天津的文艺出版社起，他就立志高远，喊出"办第一流出版社，出第一流的作品图书"的响亮口号，并切实付诸行动。他广罗人才，不遗余力地扑在"百花"这块园地的播耕事业上，先後出版了郭沫若、茅盾、冰心、孙犁等一流作家作品，推出了富有独创性的散文书系，很快就在全国打造了"百花"这块出版界的名牌!
遗憾的是我生也晚，没有赶上百花的初创时期，少长了不少见识。幸运的是我赶上了百花复社和复兴时期，亲历了林呐领导的百花中兴繁荣过程。
1973年我从下放的工厂被调往天津人民出版社做编辑。在我前去报到之前，就听说，天津人民出版社人事关系复杂，不懂关系学的人难以存身。但是我想，我一不想入党，二不想做官，只求做我一向所爱好的文艺专业工作，想必也无需搞什麽关系去钻营投靠，还是决定去了。
那时百花还未复社，只是人民社的一个大组一文艺组。起初，我被安排在文艺组编一点文艺评论、诗歌等类的书稿。我和林呐没有多少接触，也毫不了解他。後来从我的文研所的老领导吴火那里得知，林呐曾在我调去出版社之前，到吴火那里了解我的情况，这是他用人慎重之处。我的前任领导向他推荐了我，他才高兴地接受我到他的麾下，但我们接触很少，他只在一旁默默考察着我。
初去文艺组不久，我就感到这里的工作环境比较宽松，气氛比较融洽自在，并不像传闻所说那麽严重。但是实际情况也不像我获得的肤浅感受那麽简单。只是因为文艺组是在林呐的直接领导下，风气较正。就整个人民出版社而言，那确是阴云笼罩，危机四伏的。即使林呐也处於被窥视的压抑状态中。但是林呐对他所分管的文艺组，却管理得十分宽松，既严格要求书稿质量，又处处与人为善，不以"政治觉悟"为唯一标准。
那时，文艺组人数不多，组长顾传菁，下面有陈玉刚，吕德华，陈景春，张建贵，高维曦，孟淑湘，刘国良，申文锺、郭一尘，邓元惠，谢大光、张雪衫等编辑。虽置身於严酷的阶级斗争的大环境，但文艺组内的小气候，还是比较宽松正常的。
1973年在林彪坠机事件後，社会上小道消息，政治笑话频传，我们几位年轻人免不了戚戚私语，互换信息。组里有位新转业来的军人，他受军队的熏陶，以左派自居，经常阴暗地警惕地竖起耳朵听我们几个口无遮拦的年轻编辑在那里嘻嘻哈哈嘀嘀咕咕地交谈着什麽。听说他曾在党内生活会上，或单独向林呐打过小报告，但林呐不以为意，组里的"自由主义"没有被坚决封杀，个别左派密探也没有立功的机会，使我们这个小"王国"少了很多政治"煞气"。
有时候，有几位编辑通过宝坻、蓟县等乡镇作者买到些许难得的土特产，让全体组员分享。林呐深知我们这些工资很低的穷编辑过着如何匮乏的日子，他虽有耳闻，也未加阻止。只要不越出原则，不触动那根最敏感的政治神经一"反党反社会主义"，对一些纯属小"自由主义"行为，他是非常宽容大度的。我们哪里知道，他为了鼓励尊重普通编辑们的选题和想法，宽容保护我们这些缺乏政治头脑的年轻编辑，经常在党内受到"右倾"、"重专轻红"等谤议!他其实是背着一副无形的十字架在维护着那块生气犹存的"百花"园地。而且永远是那样从容热诚，淡泊官场名利。也由此，他在全社编辑和职工心目中拥有极好的赞誉和由衷的爱戴。
1976年粉碎四人帮，举国欢腾。文艺组为了欢庆这一盼望已久的人心大快事，在家住大理道的小孟家举行庆祝联欢宴会。那天下午，大家各自带着一份佳肴早早来到孟家，如出席盛典一般。傍晚时，林呐忙完公务，也欣然出席，还奉献了一瓶茅台酒。大家一点儿没因他在场，而肃然拘谨起来，照常地高声谈笑。林呐也如我们中的普通一员一般，毫无领导架子身段，和我们全组编辑，满面笑容，满面春风地谈笑风生。那时，我们全组编辑也还年轻，不知深浅轻重，经常直呼林呐其名，或以"老林"相称，当着他的面指手画脚，毫不拘束。林呐也从不介意，只是笑着听着，有时也会幽默地应和几句。他是我生平遇到过的最慈爱最亲厚的领导和长者。那天晚上，大家兴奋异常，互相举杯欢饮，也不知喝了几瓶白酒和啤酒，说了多少压抑已久的心里话，席上一片喜气洋洋，杯盘狼藉。那位新调来的平时很政治化的转业军人编辑，那天也喝多了，竟酒後失态，指着林呐胡说起来，引起大家的狂笑。不一会儿，林呐已不胜酒力而醉了。幸而他家离小孟家不远，就由两位年轻男编辑先把他扶送回家休息了。从这一次的欢聚中，我初次体尝到林呐那颗热血沸腾的心是和百花同仁祸福同在的。
1979年，我家突然大祸临头。我的年方二十的长子竟因慢性肾病导致晚期尿毒症，几经转折，住到天津一中心医院的"三衰病房"，那里的主任和主治医生都表示回天无力了。有一天，我在社内大院(那时的社址在赤峰道124号)遇见林呐，他关心地问我孩子的病情，我哭着回答，医生说已经没有希望了。林呐却真诚地鼓励我说："没有希望也要治!不能放弃!"每次我去找他签字批准借医药费或输血等费用时，他都毫不犹豫地签字同意，并关切地让我注意自身的健康。吾儿去世後，我终日昏迷，不知人事。後来听说，林呐曾亲自去我家吊望过，我却从未对他表示过感激感谢。
1980年，由胡耀邦开创的民主年代带来了全国百业重振百花复苏的欣欣向荣的短暂局面，也带来了令人振奋的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复社的大好消息。
作为一位来自冀中老革命根据地的三八式干部和富有文艺创作经验和新闻宣传业绩的专业人才，和原百花社创始人的资历，林呐自是当仁不让的新百花社社长和党组书记。当年，他亲手营造浇灌培育的百花出版社这块园地，是洒出了他的心血和全部感情的。现在，他又像一位久违家园的老园丁，又和这块百花盛开的园地血肉相连了，老人家内心里的喜悦激奋是可以想像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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