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搬出来的一般都是“国情论”。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戴伟说,发红包这种补贴方式只能在澳门这种地域和人口都比较小的地区实施,“中国人口规模太大,且多元化,现金直接补贴的效率会非常低。”戴先生的教学研究领域是政府管理,应该知道发红包不是澳门的首创,香港、新加坡和美国等国家和地区都曾有向全民派发红包的举动。美国历史上多次以退税的方式向所有纳税人派发现金,人家那儿也是地大人多。
其次就是鸡蛋里挑骨头。中山大学社会保障与政策研究所所长岳经纶认为,不论穷人、富人都发钱,表面上看似公正,实则是对公共资源的不当运用,因为每个人的边际效益不同,一些人其实并不需要。这种说法就更可笑了。任何公共政策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如果一项政策可以帮助一部分人,而另一部分人没有意见,就可以认为它是好政策。澳门居民普遍收入较高,9000元对於一般人来说也许算不了什麽,但对於澳门的穷人而言就是实实在在的帮助。5年来,现金分享计划深受澳门居民欢迎,即便是富人,每次领到钱的时候都很高兴,至少也是一种“精神福利”。
戴教授和岳所长的共同看法是,发红包这事儿纵然可以一时讨得市民欢心,但不能作为一个常态化的制度实施,政府财力有盈余的时候可以搞,政府没钱的时候怎麽办?社会保障关键是保低,而非普惠,因此澳门还是应该致力於建立一套可持续性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去搞制度建设,就知道发钱,是为“懒政”。这里面有好几层意思,归结起来就是一点:钱放在老百姓手里是花,放在政府手里也是花,而老百姓花钱容易乱花,所以社会保障这件事还是应该由“制度”来安排,政府花钱比较有效率。
澳门的社会保障体系搞得怎麽样笔者不是很清楚,但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我们这里,旨在“保低”的社会保障很多时候却是“保高不保低”,比如养老双轨制,比如住房公积金,往往是最需要公共财政惠顾的弱势群体反而被边缘化、被遗忘,如果让这些人选择,恐怕更希望吃到“红包”这个“大锅饭”。“政府花钱”和“百姓花钱”哪个更公平、更有效率,还真不一定!
说人家发红包是“讨好市民”,难道政府不该讨好市民吗?如果政府总能讨好市民,让市民竖大拇指,那就是市民心中的好政府。至於此举是勤政还是懒政,最有资格作出评判的不是政府,不是专家,而是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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