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30年前的旧事。大约是1982年的8月，为了筹措从湖北荆门到北京上大学的路费，在羞於借贷，或无处借贷的情形下，一辈子老实巴交的父亲拉起板车，将家里攒下来的几袋大米，拉到30里外的沙洋街头贩卖。我戴着斗笠，和爸爸一起拉车进城。
　　我们那个地方，农民不怕受穷，却怕丑，怕人笑。他们祖祖辈辈认为，在街上卖东西，是一件丢人的事情。作为80年代最拔尖的名牌大学的大学生，天之骄子，却是贫穷如此的农民的儿子，为了30元人民币，不得不拉板车，走30里路，去卖大米，我的心里不能不说很郁闷，很羞愧。
　　我记得，我们的板车就停在主街人最多的地方，大约是新华书店附近。刚满40岁的父亲，无论如何也拉不下脸面来吆喝。他将称横在几个不起眼的米袋子上面，其中一个米袋子敞开着，露出白花花的大米。这就是他的无声的广告。偶尔有人来问价，他就说：多少钱一斤。反正，比别人卖的，少好几分钱。
　　从早晨到傍晚，我都将斗笠压得低低的，生怕有熟人或朋友撞见我在卖米。有好几次，遇到戴红袖标的人走过来，吆喝我们走开。父亲就把板车拖到附近的小街里，做出拉回去的架势。过一会，挪个地方，又把板车拉回主街。
　　当了一天的无证无照“米贩”，总算卖回了30元钱。我和父亲拉着轻了许多的板车，回到歇张村。路上，父亲说：“人一辈子，就像过河。我就是撑船的人，我的任务就是，把你们都渡过河去。”你们，显然指的是我和我的5个弟妹。
　　父亲没有说出的话，就是：河那边就是好日子。
　　我当天晚上就写了一首诗《大学生卖米记》，至今还留在我专门写诗的本子上，留在成都，留在中国。
　　如果我在卖米的那天，突然来了一辆面包车，冲下来几个城管，将我和父亲抓到办公室里，不问青红皂白，一顿暴打，我不知道，十八、九岁的我，会不会操起秤砣，朝一个城管的脑门上狠命砸去。如果砸死了那个城管，我肯定早就被枪毙了。如同今天，渖阳小贩夏俊峰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