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皱国(今山东皱县东南人)，离孔子的故乡曲阜不远。是着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
孟子的出生距孔子之死(前479)大约百年左右。关於他的身世，流传下来的已很少，《韩诗外传》载有他母亲“断织”等故事，《列女传》载有他母亲“三迁”和“去齐”等故事，可见他得力於母亲的教育不少。据《列女传》和赵岐《孟子题辞》说，孟子曾受教於孔子的孙子子思。但从年代推算，似乎不可信。《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他“受业子思之门人”，这倒是有可能的。无论是受业於子思也罢，孟子的学说都受到了子思的影响。所以，荀子把子思和孟子列为一派，这就是後世所称儒家中的思孟学派。
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曾带领学生游历魏、齐、宋、鲁、滕、薛等国，并一度担任过齐宣王的客卿。由於他的政治主张也与孔子的一样不被重用，所以便回到家乡聚徒讲学，与学生万章等人着书立说，“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今天我们所见的《孟子》七篇，每篇分为上下，约三万五千字，一共二百六十章。但《汉书.艺文志》着录“孟子十一篇”，比现存的《孟子》多出四篇。赵岐在为《孟子》作注时，对十一篇进行了鉴别，认为七篇为真，七篇以外的四篇为伪篇。东汉以後，这几篇便相继亡佚了。
赵岐在《孟子题辞》中把《孟子》与《论语》相比,认为《孟子》是“拟圣而作”。所以，尽管《汉书.文艺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但实际上在汉代人的心目中已经把它看作辅助“经书”的“传”书了。汉文帝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各置博士，便叫“传记博士”。到五代後蜀时，後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後来宋太宗又翻刻了这十一经。到南宋孝宗时，朱熹编《四书》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元、明以後又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更是读书人的必读书了。
历代为《孟子》作注释比较重要的有东汉赵岐的《孟子》注和宋代朱熹的《孟子集注》。清代的焦循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成果撰成《孟子正义》一书，是集大成的着作。
孟子生活的战国中期较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更为变乱，社会更加动荡不安。同时，思想也更加活跃正当“百家争鸣”的时代。所以，孟子一方面继承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等，另一方面又有所发展，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和学术思想。同时，在与墨家、道家、法家等学派的激烈交锋中，孟子维护了儒家学派的理论，也确立了自己在儒学中的重要地位，成为仅次於孔子的正宗大儒。随着儒家地位的不断提高，孔子被尊为“圣人”，孟子也被称为“亚圣”。
与论语一样，《孟子》也是以记言为主的语录体散文，但它比《论语》又有明显的发展。《论语》的文字简约、含蓄，《孟子》却有许多长篇大论，气势磅礡，议论尖锐、机智而雄辩。如果说《论语》给人的感觉是仁者的谆谆告诫，那麽《孟子》给人的感觉就是侃侃而谈，对後世的散文写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孟子见梁惠王
【原文】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员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土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後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十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译文】
孟子拜见梁惠王。梁惠王说：“老先生，你不远千里而来，一定是有什麽对我的国家有利的高见吧?”
孟子回答说：“大王!何必说利呢?只要说仁义就行了。大王说『怎样使我的国家有利?』大夫说，『怎样使我的家庭有利?』一般人士和老百姓说，『怎样使我自己有利?』结果是上上下下互相争夺利益，国家就危险了啊!在一个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国家里，杀害它国君的人，一定是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大夫;在一个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里，杀害它国君的人，一定是拥有一百辆兵车的大夫。这些大夫在一万辆兵车的国家中就拥有一千辆，在一千辆兵车的国家中就拥有一百辆，他们的拥有不算不多。可是，如果把义放在後而把利摆在前，他们不夺得国君的地位是永远不会满足的。反过来说，从来没有讲“仁”的人却抛弃父母的，从来也没有讲义的人却不顾君王的。所以，大王只说仁义就行了，何必说利呢?”
(编者注：以上资料摘编自“和讯网”http://www.hexu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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