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年5月以来，类似的转基因大米试吃活动已在中国28个城市开展，都是华中农业大学为活动提供所需的转基因大米。而这一次，还加入了刚刚收割不久的、由其自身研究种植的“黄金大米”。
在19日的晚宴上，一种转Bt基因大米被做成月饼、米糕、米粑和豆皮;而10公斤的“黄金大米”则被熬成米粥，供与会者食用。
网友@山再那里是这次活动的组织者之一。他说，参加这次活动的网友来自全国各地，他们通过QQ群或在微博私信里报名，最後，正式报名的有260人，但当天275人的会场都坐满了。
据其介绍，来参加的网友除了差旅自费外，还为活动捐助经费，“大人每人交纳会议费用230元，学生则50元，嘉宾也不例外。”
另一名组织者、华中农大生命科学学院博士生导师严建兵说，举办这些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宣传转基因水稻。
活动的主角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张启发，他同时也是美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他在活动中作了题为《作物育种的主要发展趋势》的演讲。
张启发在演讲後接受记者采访时，对转基因水稻在中国的前景表示悲观，“2009年5月，在11年的争取之後，我们研究的两种转基因水稻，华恢1号与Bt汕优63取得了国家所颁发的安全证书，当时我比较乐观，但现在4年过去了，这两张证书也将在明年失效，但转基因水稻商业化不是更近，而是更遥远了。”
他说，他将在两个月後卸任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一职。
张启发透露，今年7月，中国61名两院院士联名上书国家领导人，请求尽快推进转基因水稻产业化。“61名院士在建议书中写道，“推动转基因水稻种植产业化不能再等，再迟缓就是误国，转基因产业化发展不起来，则商业发展不起来，对科研影响非常大”，同时院士们指出农业部的不作为。”
张启发说，我以为中国人非常理性，有科学精神，但在2000年前後，也不知道为什麽突然间那麽多人冒出来反对转基因。
环保组织：
反对转基因水稻商业化
“绿色和平”农业与食品部负责人俞江丽说，“绿色和平”一直反对转基因水稻在中国的商业化，一旦其商业化而大面积种植，通过基因漂移作用，将对中国野生水稻品种带来灭顶之灾，而食用转基因大米对人体的影响也尚未有定论，将13亿人置於未来潜在的风险之下是难以接受的。
早在2004年，“绿色和平”曾在湖北展开了对转基因水稻种植的调查，并在2005年4月发布了调查报告，指转基因种植在湖北等地的种植已非常广泛。
2005年8月，湖北省农业厅发表申明，称华中农业大学大新技术研发公司等企业在承担转基因水稻生产性实验过程中，“擅自扩大种植面积”，责成有关单位对其进行处罚，并对已种植的上万亩转基因水稻进行了铲除。
这被视作“绿色和平”与华中农业大学的一次直接交锋。
俞江丽说，很多转基因水稻研究团队中的成员都有双重身份，他们既是国家机构的研究人员，又是种业公司的股东，10年来，他们不断从国家的各个层面推进转基因水稻商业化，有着明显的利益驱动。
对话·张启发
最大阻力是政府决策
记者：中国转基因水稻技术现在处於什麽水平?
张启发：转基因水稻国产化科研水平正处於最好水平，仅从技术上说，和美国有得一比。但商业化运作就差远了。现在必须建立强大的种业公司，推进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
记者：你认为转基因水稻商业化最大的阻力是什麽?
张启发：最大的阻力是政府决策。2009年，我们两个品种的转基因水稻获得农业部的安全证书时，离商业化种植还差品种审定、生产许可证、经营许可证。但因为外界一些反对声音，农业部并没有为其建立一套程序———一套如何评审转基因水稻商业化推进的办法，这非常遗憾。
记者：华恢1号与Bt汕优63这两种转基因水稻的安全证书到明年5月便要过期，现在能做些什麽?
张启发：证书过期就过期了，还能做什麽?从1998年开始，我们用了11年时间去申请那两张证书，然後寻求将其推进，但到现在，我感觉是更远了。
记者：有环保组织认为，国内许多转基因水稻研究者同时也是一些种业公司的股东，他们推进转基因并不单纯出於科学精神，而是有着利益驱动。
张启发：你说到利益，我希望老百姓种植转基因水稻，用更少农药，获得更高产量，使用更少劳动力，这是我最为重视的利益。对於种业公司，我希望它更挣钱，因为它挣钱才有更多资金投入科研。当然，我是做研发的，如果能从中获得合法的收益，这是好的，但不是我有多需要钱。
观点·崔永元
慎推广转基因粮食
被“黄金大米”事件刺痛，着名主持人崔永元开始在微博上就转基因问题与科普人士方舟子“干仗”，明确反对滥用转基因技术，被网友视为新的“反转”代表。
对於61位院士上书要求加快转基因水稻产业化事件，崔永元提到，转基因本身是个跨领域的事，农业、医学、环境、定价等相关部门都涉及到，不应由农业部一家说了算。前些天他去日本做调研时了解到，在日本由农林水产省和环境省进行转基因作物生物多样性影响的审查，由农林水产省进行饲料安全审查，由厚生劳动省进行食品安全的审查，多个部门共同监管相互制衡。
针对被“挺转”人士质疑为“外行”，崔永元认为，转基因新技术涉及方方面面，每个人都有发言权，他去日本时就看到日本政府公开表示转基因农作物被承认前需要听取各位国民的意见，鼓励民众参与投票，并在做鉴定的同时公开向全社会徵集消费者的意见和建议。
“我对这个特别感兴趣，每个人的投票可能出於他的习惯、认知、甚至宗教信仰，不一定有科学道理，但是这种尊重国民情感的做法非常触动人，”崔永元说。
为什麽中国政府发了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但大家仍不相信其安全?崔永元指出，转基因宣传特别需要公信力，美国FDA(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日本厚生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有公信力，要推行新的产品时大部分民众都选择相信。
此前崔永元在微博上向农业部发问：“中国的主粮水稻和小麦开始转基因商业化种植了吗?批准了吗?偷偷种的有多少农业部知情吗?管吗?如果没有，出口欧盟被退回的米粉中哪里来的转基因成分?农业部食堂和幼儿园吃转基因食品吗?”但至今未收到官方的任何回复，他认为这不应该。
崔永元认为，正因为政府不诚信导致的信任危机，要传播转基因就需付出更多成本，应当俯下身来向民众一点一点讲清楚转基因问题，而不是站着说老百姓都是傻子。
崔永元表示，转基因作为一个技术是中性的，作为一个先进技术一定要加大力度研究，因为涉及粮食安全，涉及知识产权，要坚决支持中国发展自己的转基因技术，研究上“一天都不要停”。但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一定要谨慎，尤其是转基因主粮产业化一定要慎之又慎。他希望做生物技术的科学家当少安毋躁，“虽然你们懂得转基因，但并不懂得社会的全部，这个世界除了自然科学还有人文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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