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很不理解，为什麽国家允许你出版，却不允许你在签售会上说话，这岂不是很矛盾。
答：这就是特色。在这里，有权拨出书号的只有党领导下的出版社，因为受教育多年，很多有害作品并未获出版社书号得以发行。但也有一些胆子大或未被教育好的出版社顶着压力出版了一些作品。但出版只是开始，因为事後审查，一些书顶着压力悄悄出版後，在销售之初就被禁，比如野夫当年的《城市挽歌》。还有一些书出版、印制出来後，由於走漏了风声至今躺在仓库里，比如於建嵘先生的《安源实录》……包括印出来却被令化为纸浆的《独唱团2》。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这时独问我一个，我就不猜测提出这问题後面的有趣心理了，只耐心地回答一些中国出版常识：一本书得以出版只是开始，之後还有万水千山要走，说不定哪天就被某股力量就地解决了。这种情况下，《全世界人民都知道》得以出版但不允许在签售会上说话，你必须理解为，这属於在走正常的出版程序……
问：既然如此无理，难道你不能拒绝签售吗?
答：我第一时间便表示了拒绝签售。在场所有人可证明原话：我认为这有违尊严，尊严比卖书更重要，否则我也不会拒绝路金波高额的首付稿费，而选择至今还没拿到一分钱但保证较完整原貌的新星出版社。当时朋友们力劝：拒签不妥，你得多考虑读者，突然取消签售是对读者不负责，有不少来自外地的读者。我记得很清楚，当晚我把这个情况发在微博上询问“怎麽办”时，大部份读者赞成默签也是一种无声抗议……有人曾建议过将签书活动改在书店的马路边，但我分析，这会给有关部门以街头滋事的感觉，读者势必会受到伤害，我也无意把一次正常签售搞成街头运动，这不符我的性格。当天深夜，还有上海的读者去到书店附近的酒店看过，准备在大堂里签。我不同意，这会给酒店正常营业带来混乱，嗅觉灵敏的人更会说我们这是精心策划、伺机捣乱……那天忙到很晚，甚至徵求了远在国外的土家野夫的意见，他说：先保证书发行了把自己的观点传播出去了再说，这才是作家最重要的工作，其它委屈算什麽……
权衡再三的结果：默签。我没有强大的背景，没有体制内力量的支撑，没有高层领导打招呼放行，我只有默签，这正是他们要求的，不小心正顺应了我们关於文明一点残存的表达含义。
问：虽然有关方面不允许你说话，但你真说一句，我不信他们会怎样。我还是怀疑你在借势作秀。
答：这个提问存在逻辑问题。当公权力如此强硬地表示只能默签。我遵旨执行有什麽问题?还有个重要原因其实是，书店两名负责人再三向我们央求：如果我违规，哪怕说一句话，他俩就直接下岗，这是领导的死命令。我并不信，还问了一句：不会这麽夸张吧。负责人肯定的说：一句话都不能说，现在领导还坐镇北京指挥等着你的答覆……亚伟、老冉都劝我考虑他俩的处境。当晚十二点时，我电话里最後一次请求能否只说一句“新年好”或只介绍一下流沙河的名字，我们保证绝不说跟意识形态有任何关系的话。该名负责人不容置疑地说：不可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就下岗了，哥，你为我们考虑一下嘛……
可以想像，如我违反指令说了哪怕一句话，导致这两名书店负责人下岗，肯定会有人说：李承鹏为了自己耍酷，一句话让两个无辜的人下岗了。我拒签，有人会说这是精心策划，我默签，有人会说这是精心策划，我要是没忍住说出一句话，他就会在微博上启发大家的思路：看，李承鹏表面答应默签，利用书店负责人的轻信，去了之後却精心策划了一出咆哮大戏。甚至我还看到有人曾质问我，不可以说话，为什麽不打手语表达?可是，我不会打手语啊，我要是打了手语你更要说这是玩悲情、精心策划了，看，这小子连手语都准备好了……
总之这世上，无论你怎麽做，有些人都不会满意，他对你终生的任务，就是不满意。他自负於自己的嗅觉、对复杂案情精明的分析能力、感动於自己总能侦破那麽多唯福尔摩斯和他才能侦破惊天大局，从而让愚昧的人们恍然大悟。
问：现场你飙泪了，引得人们也飙泪，你还写了“我爱你们”，你就是作秀，低调点能死吗。
答：人，是情感动物。这本书艰难的出版过程後面再说，它的艰难是整个出版界的艰难，并非出本心灵鸡汤就可以轻松描述。那麽多读者从外地赶来，而我们都不许说话，旁边熊猫林立(这个有证据)，流沙河说“能出版就是好事，坚持写就是胜利”，联想到从2011年到2013年四处求人处处碰壁的过程，出版界很多朋友说过“它，绝无可能出版”。可它竟出版了。那一刻我觉得这本书，像一个私生子，终於办上了户口，但有人认为这孩子带有瘟疫，规定人们只可以远远见它，彼此却不可以对话，而现场上千名善良的人们却坚持默默地簇拥着它、祝福它，用眼神跟这孩子交流，祈祷孩子能快快长大。
你若用心写作过、被禁止过，便知这是人之常情。
每个人自降生便各有性格，有的强悍有的脆弱，有的假装强悍其实脆弱，这是老天注定的，我改不了也不愿意改，飙泪只是人类一种即时的正常反应。别改变我的个性，父母都没想改了我的个性，想必你更没这必要。
而我要告诉你，回报别人的情义，这不是作秀，是家教。
是的，家教。
问：出版这本书，真有那麽艰难吗?你言过其实吧。
答：这本书横跨三个年度，2011年5月开始整理和重新写作，国庆节後交给磨铁、铁葫芦，两位朋友沈浩波、王小山直接拒绝，我完全理解他俩当时的处境以及大会召开前的局势，他们真是为保护我。之後固执的我开始漫长的寻找书号之路，途经路金波、张小波、陈恳、甄逸飞、黄小初、白烨、雷容(雷达之子)……途经北方文艺社、湖南一家社、北方文艺、江苏文艺、广西师大、漓江社、华文公司、湖南社、作家社……数十家肯定是有的。有一次为了让一家社领导能够开恩给个书号，见对方好酒，我积贼地陪人家喝了一通大酒说了无数好话，晚上吐得一塌糊涂，眼见胜利在望，心里充满幸福。可後来人家连我的电话都不接了。去年冬天，我揣着U盘到处找关系，在白烨老师、雷容之後，终於找到陕西一家以出版古籍为主的社，也答应了。可是大会之前又叫停。朋友冉云飞戏言：这样拖下去，这本书确实可以在古籍出版社出版了。
婉拒出版这本书的基本理由是：这本书太敏感了，没哪个社长敢出的，怕是不要乌纱帽了。
当然，我倒认为这本书很爱国、很赤子。一本书而已，哪里能够把国家给分裂了。
新星出版属於偶然事件。大会结束前两天，新星编辑徐蕙蕙要用我六篇文章，我说用太多了，不方便给以後的出版社交待。她说：我试试我们社。後来，新星社的刘利华、高晓岩老师竟通过了。
我吃惊，问为什麽敢出版。他俩有句话让我动容：这个国家，总得出版一本这样的书，这个时代，总得有人敢为一本书负责。高晓岩(兔子老愚)说：你是一个爱国者，堂堂正正出。刘利华老师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女士，她说：有什麽问题，我来扛着。
这已是2012年11月下旬了，大会刚结束。
问：你为什麽不写写美好幸福的事情，总是借侮辱国家来出名。
答：美好的事情，於丹已帮大家写完了。关於幸福，请问你姓福?至於侮辱国家，我想还轮不着我，铁道部长、表叔、房姐、去年国庆期间外逃的七百多名贪官，让这个国家蒙羞多时。这正是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批评也是建设这麽陈词滥调的话我不多说了。我可以反问你一个问题吗：这个国家那麽多贪腐和问题以供批评，竟可让竖子成名，这岂不正是一大问题?
我本书生，靠的是写作而不是拳头。我想了很久关於写作的目的，才明白写作不是为了昭告真理、号令天下、发明颠扑不破的规则，让自己拥有无数的拥戴者，那是邪教教主要做的事情。写作从不是一件训教的事情，它只是用文明的方式寻找同类，发出信号，让彼此不再孤寂。要包容，但不可圆滑，要让渡，但不可失去原则。
我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高人送野哥，正所谓：真君子敢爱敢恨，大丈夫多友多敌。
也不说时代这麽宏大的主题了，每一年、每一天、每分钟，每件琐碎小事，总有某个人第一个跳出来说话，最後才松开那杆旗。
只是这一次，旗不小心选择了我。
最後，我亦勇敢亦恐惧，一枚竖子，而已。
| 相关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