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日本经历是众所周知的，他是陈天华、秋瑾同期的中国留日生，而且回国後，与日本文人和出版人一直有密切的联系和很深的交情。虽然他去日本是学习医术，但让中国人永远记住他的，是他的文章，更确切地说，是他对“中国国民劣根性”一针见血的剖析。
　　翻看鲁迅文章，对中国国民性的分析，发现与一些日本学者的见解不谋而合。桑原骘藏，与鲁迅同时代的日本着名历史学者。他在《东洋人的发明》中，介绍中国的四大发明对人类的贡献，同时指出：“造纸、印刷术、罗盘、火药固然是伟大的发明，但可惜的是，其老祖宗的东洋，经历几百上千年，依然未脱旧态。”同样的感慨，可在鲁迅杂文《恨恨而死》中找到。文章也讽刺中国人只知“将火药用来做鞭炮”、“将罗盘用来看风水”。桑原将中国国民性首先归纳为“保守”，并将这个特性视为中国人的天性。同样，鲁迅也对中国人的保守天性刻骨铭心，那句“搬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的名言就是对此劣根性的深恶痛绝。
　　鲁迅与桑原到底谁“吸收”了谁?无从考察说不清。鲁迅与桑原的“暗合”，客观构成了中日两个不同空间中对中国国民性互相印证、互为阐释的双面镜。在这双面镜子里，中国人的保守、多疑、懦弱等国民弱点表露无遗。
　　两人在批判中国国民劣根性时心境应该是截然不同的，鲁迅大约是爱之深责之切，而桑原也许是“唇亡齿寒”。先於日本之前，中国遭到的是西方列强的瓜分。当时日本学者讨论东方的局势时，将中国和日本置於同一阵营。桑原的《东洋史说苑》就提到了这一点，将中日处境描述为西洋殖民扩张之下所共有的担忧和抵抗冲动。中日能否联手保卫东方、对抗西方?这个愿景没有实现，反而日本成为“东方西人”，索性加入了瓜分中国的西方阵营中。“东亚共存共荣”不幸被日本军国政府盗用，东方形势发生了质变。
　　鲁迅在日本全面侵华前一年辞世，对於日本，他恶评的语言不多，乃至後人为证明他的爱国心，去他的文海中去捞反日的只言片语。“亲日”是汉奸，“亲俄”就是爱国者吗?在中国现代史上有个奇怪现象，没头脑不高兴的人往往乐意以汉奸去骂思想有深度的人。爱之深责之切，也许他很深知：以邻为镜会比孤芳自赏有益得多，相似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兴衰之道，在疗治中国国民精神上，日本学者那里也许能提供更准的“解剖”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