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的上海，说那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世道，丝毫不为过。腊月的一天，《申报》一则新闻的标题是「天寒冻煞人，女丐兼卖淫」，嫖客是拉黄包车的单身汉，嫖资是一个烤白薯，两块烧饼。在四川路横滨桥附近有一条育婴堂路，以那里有一所育婴堂而得名。那育婴堂是教会所办，收养被遗弃的婴儿。後来对这个育婴堂毁誉参半。实事求是地说，它基本上是个慈善机构。在虹口的大连路拐角上有几家规模颇大的卷烟厂，工人大多是女工，她们的家庭大多蜗居在附近的棚户区。冬天，在马路边，墙脚下，不时会出现一些弃婴，小棉被裹得严严实实的，有的还缝着一块小白布，上面用毛笔写着婴儿的生辰八字。清晨，有育婴堂或类似机构派人用板车把弃婴收走，死的送义地埋葬，活的送到育婴堂。婴儿被丢弃的原因很简单。工厂没有「产假」一说，有了孩子就不能上班，就被辞退，砸了饭碗。那时「社会保障」这个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景象笔者至今印象深刻。
　　最近中国河南省兰考发生「爱心妈妈」「非法」陆续收养100余名弃儿，不幸遇火灾烧死七名孩子的惨剧。此事网上已有许多评论，几天下来，前因後果日趋明朗。昨天报导，兰考县民政局局长杨佩民，民政局党组副书记李美姣等六名干部被停职听候处理。网民对爱心妈妈袁厉害从怀疑其骗取低保转为同情、敬佩。袁在病床上昏迷中念叨着孩子们的名字，刚刚苏醒就让家人扶着前往福利院看望这些不是亲生胜似亲生的儿女们。这场灾难的前因後果，是是非非，当地政府部门的文过饰非，遮遮掩掩，已毋需多费笔墨来叙述。
　　这里要说的是它给人们引发的一些思考。一、一个四万多人口的兰考县城关镇，竟然有如此之多的弃婴，原因何在?二、这麽多弃婴是在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县城中心的城关镇出现的，是在GDP持续增长的年代里发生的。这与本文开头的旧社会的弃婴现象有着质的不同。前者是简单的经济问题;後者与文化，教育，人口政策，户籍制度，婚姻家庭观念，生命观念，优生观念乃至道德和社会风气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最显着和严重的问题，可用两个字概括：冷漠。今天似乎义愤填膺地谴责责任人，事故发生之前，没有人关心弃婴(除了爱心妈妈袁厉害);身为父母，忍心丢弃亲生子女;医院明知弃儿丢在门口而不作为;民政部门，公检法，成天高喊为人民服务，而对眼皮底下严重违法(遗弃罪)的现象竟然「默许」。这一切，不是最大的冷漠吗?
　　遗弃婴儿是违法行为。中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一条规定：对於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对於没有造成严重後果的遗弃者，还可以运用行政手段予以惩戒。中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遗弃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被扶养人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警告。法理昭昭，为何不追究遗弃者的法律责任呢?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法部门的不作为，应视为渎职。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腾飞了，人民物质生活水准空前提高，而精神也受到种种污染，发廊，足浴甚至某些歌舞厅成为色情交易场所已是公开的秘密，据报导还有员警从中抽头勒索的。非婚生子女，早婚早恋，畸形婚恋，性交易，桩桩件件，就在执法部门的眼皮底下畅通无阻。
　　无独有偶，笔者写此稿时，看到云南昆明又发现一位「爱心爸爸」农民工胡同开，十年收养弃儿二十一名。(1月8日中国新闻网)，河北省安平县也有一位爱心妈妈王小芬，收养26名弃儿，其他地方可能还有。这种新闻对国家形像肯定有负面影响。中国有着强大的国家机器，雄厚的财力，为何把这样对国家来说轻而易举的任务要由生活在底层的穷人来担当呢?实在令人费解。一个农民工，说不出多少道理，他只有一句话：这些孩子太可怜了。可怜者，恻隐之心也。古人云：「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现在不需要大道理，要的是全社会恻隐之心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