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文革式的文攻武卫，上了年纪的人大多记忆犹新，四十多年前发生在中国的这场劫难，导致许多人无辜受难，许多家庭惨遭横祸，传统美德伦理亲情几乎被彻底摧毁，国家濒临崩溃的边缘，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学生，几乎无一幸免!这样的民族悲剧本该由全民来共同反思，但由於主导这场劫难的是毛泽东及其庞大的追随者，几代领导人并没有勇气彻底否定文革反思文革。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於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被认为是中共党史上一份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按照中共的历史阶段划分法，《决议》概括了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胜利，回顾了19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批评了“大跃进”与反右扩大化的错误。其中，《决议》最大的特点是否定了文革以及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决议原文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决议》也形容文革期间毛泽东“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於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这份政治文件反映出在邓小平领导下，对毛泽东功过进行了“一分为二”的评价，这份决议通过後，执政党高层便不再提及这份决议，更谈不上彻底否定文革反思文革。
十年文革劫难，不仅政治上要彻底否定，思想上更值得全民反思。要彻底否定文革就要重新评价毛泽东，重新评价毛泽东，很多政治理念都要重新定义。因而无论是官方还是民众都没有勇气去面对那段疯狂而又黑暗的历史。年轻一代根本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怎麽回事，媒体要麽回避这个话题，要麽只说一切向前看，让时间冲淡记忆。
文革发生绝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历史背景、文化背景和政治背景，更与毛泽东个人独断专权大有关系，其复杂性、危害性和残酷性远远超出了後人的想像。当务之急，是要把文革的真相完整的告诉那些还沉迷在文革梦魇中的年轻一代。
“文革”初期，刘少奇曾经想过用宪法扞卫国家主席的尊严。1967年8月5日，刘少奇被中南海的造反派批斗，回到办公室他手持宪法大声抗议：“我是国家主席，我要维护国家主席的尊严;我也是个公民，公民权利不容侵犯，破坏宪法是要受到制裁的!”但是现实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没有人在乎什麽宪法。批斗照样进行。
“文革”发生之时，也有人是清醒的，甚至在思考，如遇罗克、张志新、林昭等人，她们用生命扞卫了真理与尊严。宋庆龄曾先後给毛泽东和中央写了七封信，表达了她对“文革”的不理解，以及反感和失望。
她在信中曾说：“我不懂文化，说小说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涂了，一夜下来，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变成了走资派、反党集团、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学习批判揭发刘少奇，我不会作的，刘少奇主席在党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会是叛徒、内奸!我不相信，一个叛徒内奸当了七年的国家主席，现在宪法还有效吗?怎麽可以乱抓人、乱斗人、逼死人?党中央要出来讲话。这种无法无天的情况，自己伤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罪行。我们的优秀干部从与国民党的战斗中走过来，却死在自己的队伍中，这是什麽原因?”
对於“文革”这场空前绝後的劫难，不少党内外人士，曾积极倡议建立“文革”博物馆，以纪念告慰逝者、警示後人，引以为戒，保证今後不再发生类似惨剧。1978年，中国社会尚处在拨乱反正阶段，巴金率先提出每个知识份子乃至每个人都应反思自己的责任。甚至把反思的范围从“文革”十年延伸到“文革”前十七年，在思想界、文化界引起强烈反响。之後，他又率先站在整个人类的角度看待中国发生的“文革”。在1980年4月於日本出席世界笔会大会的演讲《文学生活五十年》里，他指出：“我认为那十年浩劫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不仅和我们有关，我看和全体人类都有关。要是它当时不在中国发生，它以後也会在别处发生。”
巴金第一个率先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他说：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麽事情!只有牢记“文革”才能制止历史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可惜巴金的呼吁遭到空前的冷遇，现在巴金已走，民间社会呼吁否定文革反思文革的人越来越少，而少数政客倒是企图借助文革复辟势力在中国兴风作浪。一些当年的文革参与者以及更多的不明真相者，面对当今尖锐的社会矛盾和疯狂的官场腐败现象，以为再来一次文革再出一个伟人，就能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这显然是找错了方向，因为事实证明，任何暴力和伟人都救不了中国，只会是祸害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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