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小时游手好閒，他爸常训他，要他向两个哥哥学习，也去置点家產。等到刘邦“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大宴宾客，在酒席上跟刘太公说，爸你以前老说我不会置家业，你看我今天置下了多大的家业!在专制时代，天下就是皇家的私產，百姓只是地上的附着物，说得好听点是“子民”。
无论是“以家建国”还是“化家为国”，都假设了家庭治理和国家治理是一回事。这是典型的中国式思维，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推进。於是家庭的规则随之也就成为国家的伦理规范。然而西方观念不是这样。亚里士多德其《政治学》一书中，区分了“家政学”与“政治学”。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家政学”即是管理家庭财產的学问，包括处理家庭成员关係，主奴关係，当然，奴隶也属於家庭成员。他说，家庭的功能是满足人的各种自然需求，奴隶的存在是为主人的利益服务的，因此，适合於家庭的只能是“主奴之治”。而城邦呢，在正常的政体下，统治者的存在或作用是为了被统治者的利益，因而城邦治理就是与“主奴之治”完全不同的“自由人统治”。英文中的“共和国”是“共同的事业”，或者是“共同的财富”(commonwealth)，和一家一姓的王朝截然不同，不是什麼人、什麼群体的私產。
国不是家，自然官员不是家奴。然而，专制流毒影响深远，在无数个小暴君面前，下级官员就是“家奴”，是要和我“保持一致”、站好队的。而在大暴君面前，这些小暴君就是“家奴”，这还像个现代国家吗?倒像极了欧洲封建时代的封主与附庸的关係。习近平曾在全国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过“家奴”，警惕官员家奴化。他担心一些年轻干部从学校到机关，没有社会经验，很容易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当作“潜力股”
加以投资，最后，变成了某些老闆或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成为他们谋取利益的工具，甚至沦为某些不法之徒豢养的“家奴”，将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拱手相送。他担忧的是官员成为老闆和不法之徒的“家奴”，不仅如此，我们还要警惕下级官员成为上级官员的“家奴”!
从辛亥算起，共和百年多了;从1949年算起，共和63年了。我们的某些官员还将国家当做私產，将下级视为“奴才”。按照这种思维，民眾又算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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