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恒甫之前的微博“爆料”是比较骇人的:“北大院长在梦桃源北大医疗室吃饭时只要看到漂亮服务员就必然下手把她们奸淫,北大教授系主任也不例外”。这是把所有的院长、系主任、教授都给扫了进去。这样的“夸张”,确属不负责任。
然而,这些年来,北大的名誉度也确实在降低。个中原因,相当复杂,可谓繁杂。其实不仅北大,清华也一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已成我们高校名校的通病,那就是为什麽培养不出大师,培养不出顶尖的人才,一句“钱学森之问”,本应该把北大清华问得面红耳赤。“招天下英才而毁之”,更是严厉的批评。曾有媒体深刻评论道:“北大以产富豪为荣,清华以出政要自豪,作为中国最顶尖的两所大学,不以学术较长短,却以媚俗惊世人,中国教育又有何希望? 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又怎能不崩溃? 大学之伤,是社会之痛,大学作为社会良心最後底线失守,意味着中国社会进入一切向钱看、一切向权看的时代。”
“世上已无蔡元培”,这是一句有名的感叹,既在赞誉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又在嗟叹北大的今不如昔。如今北大名誉度的降低、公信力的失去,既是北大自身的问题,更是整个中国教育的体制环境问题。积重往往难返。
北大名誉度的增损,总是与一个个具体的新闻事件联系在一起的。对於各种“桃色传闻”,公众通常也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而偌大一个北大,那事儿是不是真的“一个都没有”?估计北大管纪检监察的,心里很发虚。
北大这个林子大了,什麽鸟都有。北大有不少教授被人所不齿,当然北大也有许多让人尊敬的优秀教授。校长和教授的形象,往往就是大学的形象。作为知识分子的教授,如何才能不愧对“知识分子”这四个字? 北大教授何怀宏说得好:知识分子,以独立为第一要义。他提出,界定和划分“知识分子”大致有两种标准:一种是职业标准,一种是精神标准。“如果要对所有知识分子提出一种比较普遍的精神标准或者说“职业伦理”,那麽,我想能够提出来的只能是“独立”,即尽可能地在人格、精神和观念上独立,包括经济上的自食其力、有自己内在和外在的尊严”。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两者都是精神界的事。知识分子离开了这样的思想精神,离开了和与之相匹配的实践行动,那麽,自身的名誉度会有多高就可想而知了;同时,其背後的大学的公信力,也跟着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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