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特权”引发许多伦敦人不满，一些市民公开发出抱怨，部分出租车司机更扬言“奥运有权添堵我也有权添堵”——既然“奥运特权”可以让主办方硬在交通拥堵的伦敦挤出几十公里“特权线”，就别怪我们趁奥运凑份热闹。
最初的现代奥运是没什麽“特权”的：1896年雅典奥运，绝大多数比赛场没有看台，观众、裁判和运动员挤在一起，“安保”更无从说起;1908年伦敦第一次举办奥运，因与世博会“撞车”，赛程更“缝缝补补”地拖了6个月之久。随着竞技体育的发展，奥运开始有了正规场地和奥运村，有了完善的规则和周到的後勤支持，有了严密的安保和发达的商业赞助，这本身是一种进步，是奥运发展、成熟的表现。
悉尼奥运是国际奥委会提议“专用道特权”後的首届夏季奥运，但该届奥运并未全盘接受这一方案，而是一面划出相当里程的“优先道”;与之相反，雅典奥运的“交通特权”让奥运变得无比通畅，却逼得大批雅典市民不得不放弃正常起居、生活“被度假”，萨马兰奇的赞美和雅典市民的嗟怨同样响亮，也便不足为奇了。
重大活动的方便(或换言之“特权”)是可以也应该适当照顾的，前提是不要喧宾夺主，影响市民太多方便，更不要为重大活动的一时之变付出太多代价，造成东道主长久的不便。片面迁就“活动特权”，不惜给城市、市民带来重大不便，并使之背负沉重负担，付出巨大代价，後果就会截然相反。在加拿大，1974年蒙特利尔奥运劳民伤财，不仅比赛期间让城市苦不堪言，为“赛事特权”所付出的巨大承办费用，更令全体市民额外多付了30年特别税，城市、市民至今“谈奥运色变”，自然不足为奇。在中国，一些城市热衷於承办各种大型公共活动，并竭力给予各种“特权”，为此不惜让公私车辆让路、限行，让厂矿企业停产、公司放假，甚至让活动场地附近居民为活动“挪窝”，这等於为保障活动的顺利，而不惜让整个城市为之停摆，如此“特权”非但得不到城市和市民的理解、支持，更可能令城市、市民对活动本身产生抵触、怨恨情绪，从而与承办初衷背道而驰。
“奥运特权”事出有因，适当照顾是应该的，前提是不过分侵害城市、市民的利益，不让城市、市民为这些“特权”背负过重负担、支付过於高昂的代价。一言以蔽之，在赋予重大活动“特权”前，必须首先弄明白“城市到底是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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