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烈士们清洗碑上的污垢，据说刀提远是村里最漂亮的女人

　　每天，清新的山风不断拂过险峻、高耸的山崖，在越南这片秀美的河谷中穿梭，沐浴着峡谷里所有的生灵。站在河谷中的一堆水泥坟墓旁，看着上面熟悉的方块文字和陌生的名字，我心里忽然有了一种挥不去的忧伤。
　　“你是第一个专程来看他们的中国人。”一位越南老人话语幽幽地对我说。“不过，他们以後不会再孤独了。”“他们”是指长眠在越南国土上的中国人，牺牲於20世纪60年代末。许多年过去了，他们一直孤独地躺在这里，这个名字叫做“王窝”(音译)，仅有60多户人家的傣族村庄。

　　说吧，10号公路

　　锄去墓旁的杂草，洗净墓碑上的名字，这是王窝村里的人们每年都要做好几次的事，这样的工作在每年的7月27日更是不可缺少，因为它是越南的“国家伤兵烈士日”。
　　“因为他们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村民们简单地告诉我他们的理由，“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门前的这条公路。”
　　汽车轮下30多年没有任何改变的崎岖公路是越南当地人熟悉的“10号公路”，它从王窝村前横穿而过，连接着老街、沙巴、封土、莱州和奠边府。下了昆明市至金平县金水河镇的汽车，跨过“中越友谊桥”便进入了越南，再乘汽车继续前进约20公里就上了10号公路，一路上坎坷不已，老掉牙的苏联吉普车总在拚命摇晃，让人很难稳稳地坐定几秒钟。这样的黄土路面在中国已不多见，但它在越南仍然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省际通道。
　　10号公路的建成是一段段故事和历史所组成的：关於中国支援越南、关於越南抗美......关於公路旁那座中国烈士陵园。
　　我发现这里有寂静的山野，秀丽的丛林，而当我走上10号公路旁那条1米宽、50米长的水泥小道时，一股肃然之气便迎面扑来，先前的秀美风光已从我眼中逝去，只剩下面前高大的纪念碑上用中文和越文分别镌刻的两行黄色的字：“援越抗美烈士永垂不朽”。
　　的的确确，这是一座建在越南土地上的中国烈士陵园，一座有大门也有围墙的陵园。踏上几级石梯迈进大门，眼前出现了一个庄严肃穆的场面，约30米高的纪念碑的左右的地板上分别镶嵌着一个巨大的五角星，在纪念碑的後面，一排水泥铸成、碑幕相衔的烈士棺整齐地排列着，水泥棺久经风雨已经泛出青色，在一些热带藤条的缠绕和覆盖下，与四周的青山翠绿早已经融为一体。这样的情形实在让我有种心恸，不由自主地想起中国古人的着名诗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兮一去不复返。”
　　据有关历史资料显示，这样的中国烈士陵园在越南有百余座，分别位於越南北方与中国云南省到广西自治区接壤的许多地方，在他们的幕碑上都刻着：“中国後勤部队......”
　　在这座烈士陵园里的16座坟墓，墓与墓之间的距离大约在80公分左右，烈士墓由水泥棺和墓碑两部分组成。水泥棺约1米宽、2米长，棺体分三层，由下往上逐渐缩小;墓碑是削了角的长方形，宽约50公分、长约1米，上面刻着烈士的姓名和生平。在当地几位村民的陪同下，我默默地走在坟墓前的通道上，仔细地浏览着每一个名字和每一段生平。我刚从我们共同的祖国中国来到这里，而他们已经来了30多年。我了解到许多烈士牺牲的时候都不过20岁左右，於是我眼前开始不断幻化出许多年轻的英雄军人面孔，彷佛和我在许多电影里看见的解放军战士一样。我想，倘若他们有在天之灵，此时会不会想对我说些什麽呢?
　　“你们中国的军队是1965年来我们这里的，尽管他们全部都穿着我们越南人民军的服装或者蓝色工作装，但我们都知道他们是“中国後勤部队”，是来帮助我们修路的，总共要修12条，我们门前的这一条是第10号公路。”王窝村的李阿林老人说。
　　在翻译的解释下，这位74岁的老人还说：“这辈子我先後见过法国兵、日本兵、美国兵和中国的解放军，但解放军是最好的了!”
　　从1965年6月起，不断有身着没有军衔的越南军装，头戴越南盔形军帽的中国军人来到王窝村附近，依山伴水住了下来。他们刚来时是住帐篷，後来砍了一些木头盖了木板房。他们要在崇山峻岭中，沿流入北部湾的巴索河修出一条公路来。
　　“中国後勤部队太辛苦太伟大了，当时他们没有什麽大型机械，他们几乎只有一些锄头、锤子、铲子和手推车，所以都是用双手、用肩膀、用身体在与大山搏斗。”村民们回忆说，“他们这样进行施工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我们曾经怀疑在这样的大山中他们能不能修出公路来。”
　　中国後勤部队修公路的时候，不断有人死掉。村民们也经常看见有受伤的士兵被从劳动工地上抬下来，後来有些人就永远见不到了。有人清楚记得在1966年的9月24日，分别来自黑龙江省的王义明和安徽省的蒋家堂同时在施工中悲惨牺牲。到1968年底10号公路彻底修通，中国後勤部队六支队决定撤走时，就留下了这座烈士陵园——一座高大的分别用中、越文字镌刻着“援越抗美烈士永垂不朽”纪念碑和15座烈士坟墓。
　　六支队牺牲的人当然远不止这15人，而其他还有许多人都被埋到莱州去了，与在莱州和奠边府牺牲的人埋在一起——那里埋葬着的中国军人烈士更多，据说有几百人，可惜目前中国人还不能随便去那些地方。几十年过去了，那场战争虽然已经远去，但由於众所周知的许多原因，许多历史的真实面目还有待像我这样好奇的中国人自己去发现和寻找。

　　留下的故事和留下的人

　　中国後勤部队的修路工作就这样紧张地进行着，生活非常单调和艰苦，而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处在越南村民们热心的关注中。在修公路的同时，士兵们还不断不请自来帮助村民做一些事：比如挖水沟、种田地等等。“开始我们很高兴，但後来看到士兵们实在太辛苦，不好意思再劳累他们，所以大家都约好尽量不要他们的帮助。”王阿满老人回忆道。
　　尽管双方语言不通，但士兵们的友好、勤劳和勇敢很快赢得了当地老百姓的爱戴，尤其一些年轻的越南姑娘们。
　　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许多部队的战士们都成为了当地姑娘们倾慕的对象。於是每逢节假日，许多越南姑娘都会成群结队送些水果、棕子之类的礼品到後勤部队的军营里，藉机会与战士们接触。如果政府要组织慰问後勤部队的演出队，姑娘们总是以能够参加到里面唱歌、跳舞为光荣。
　　针对这样的情况，当时部队作出了许多严格规定，特别不许干部战士与姑娘们接触。王窝村的许多村民至今还记得这样一件事：当时军队中有三名与他们说同类语言的傣族战士，而且家就在中越边境的金平县金水河乡的傣族村，但那三名战士从来不能说自己的民族话，而必须说汉族话，为的是避免他们与当地越南傣族姑娘说些“大家都听不懂的话”而闹出什麽麻烦。
　　“你们中国军队不但修通了公路，还让我们永远记住了他们。”王窝村的村民最记得那位名字叫做王祥海的女兵，她是烈士陵园里唯一的女兵。王祥海是来自中国浙江省的一名医务兵，村民们记得她对大家可好了，许多人都愿意去找她看病，有时即使没病也要找借口去看看她，送点自己家的水果呀什麽的。
　　“我们村里好几个人一直最怕打针了，因为疼，而王医生每次打针时态度非常和蔼，我们都觉得她打的针不怎麽疼。”一位老人说。
　　由於当地气候又热又潮湿非常恶劣，军队在野地里宿营条件很差，有一天王祥海突然病了，而且几天後竟然很快就去世了，时间是1968年8月31日。当时村里许多人都伤心极了，尤其一些老人，大家至今也忘记不了她那的笑容和温柔的态度。
　　我相信这位中国女战士的故事一定是真实的，因为故事讲完的时候，不但是我，而且讲故事的越南老人都伤感起来。
　　1968年的移交工作是悲壮的。现在没有人记得住那是几月几日了，但许多上点年纪的村民都还记得那天的哭声和眼泪，在河谷中久久不绝。密密麻麻依然身穿越南人民军军服，排列整齐的中国士兵庄严地向留在这里的战友们告别：他们要走了，也许永远不再回来。而他们的15位战友将永远长眠在这里。

　　第16位烈士是杨医生

　　“杨医生是上最好的人，他是为了让我们越南人医好病才死的。”烈士中最後一位牺牲的是医生，在15位中国战士之後，这里面唯一只有他不是现役军人。在越南采访的日子里，无数位上了年纪的人都这样告诉我。
　　杨医生在越南和许多中国医疗专家一起，没日没夜地为越南人民看病、治疗，由於条件艰苦，很多药配不齐，很多病治不了。为了能够解除病人们的痛苦，大家决定自行去山中采来草药，然後实验制造一些药品。当然，这样的药品效果在当时只能用人体来做实验，而杨医生每次都要抢先自己品嚐药效，用自己的身体作实验。
　　在1969年11月17日那一天，杨医生因为冒险尝试一种新制造的药品，却不幸中毒，在异国他乡走完了自己的一生。那一年，他52岁。
　　经过10多天的越南采访之後，我来到了云南省省会昆明市，查找到了这位医生以前的单位和住址，我首先找到的一位厂领导说：“杨润是医生，也是我们厂以前的党支部书记，他是应国家的号召参加医疗专家组去支援越南抗美牺牲的。”
　　杨润医生的三女儿杨惠英也在厂里工作。看见我的时候她有些诧异，当我默默的递给她杨医生在越南坟墓的，一看见上面的名字这位人到中年的妇女眼圈就红了：“几十年了，我们全家从来没有看见过自己父亲的坟墓是什麽样子的，也不知道它具体的位置。昨天晚上我还烧了许多纸钱给他老人家......”
　　杨惠英说：“没有想到今天会在这样的情况下“看见”父亲，我们曾经多少次想到越南去上上坟，但每次去与政府有关部门联系，他们都表示这样手续太复杂，反正每次都没有去成，很多正常的事情在我们国家办起来都很难。而1979年两国又打起了仗，一打就是好些年，最後我们也死心了，绝望了，只好每年到“7月半”的时候多给他烧些纸钱，寄托我们的哀思。”
　　我还得知杨医生的老伴许凤英依然健在，由於不喜欢住在城里，84岁高龄的她独自住在老家。老人很奇怪陌生的我为什麽会专程去看她。我对她说：“我刚从越南回来，我见到杨医生的坟了。”
　　老人怔了一下，突然哭了，站在飘着小雨的风中。我突然有些後悔：自己为什麽要去把尘封了多年的悲伤再次揭开呢?也许我自己的确崇拜英雄，但我却无法抹去他们死去後给亲人留下的种种悲伤。
　　於是我只能无奈地看着老人不停抹去脸上的泪水。当时我甚至暗暗发誓以後不再来看这位老人，毕竟，我没有太多的理由，也没有很好的安慰话语，而且，我再也不敢去唤醒老人那些永远痛苦的回忆。
　　“我家杨老倌是个好人。”在许凤英老人所有的里，他的丈夫杨润永远是那麽的优秀和正直，“他很听党的话，一心一意只有工作，派他去支援越南打美帝，他毫不犹豫就走了，留下五个儿女让我一个人带着。”去越南後，杨医生偶尔才写封信回家来，每次都是简单几句话，都说自己在10号公路的工地、在莱州省封土县的工作很忙，但一切很好，一切都很愉快，不用家人挂念。一直到後来有人回国了，家里人才知道其实那里的生活条件是那麽差，环境是那麽艰苦，美国的飞机轰炸是那麽危险，经常有人受伤、牺牲......
　　大约在1969年10月，家里人收到了杨医生的最後一封来信，让家人不要再写信到越南了，他很快要完成任务回国了。但他後来就没有了消息，直到不久後有关部门送来了分别由越南和中国政府发给的《烈士证明书》。
　　从杨医生女儿的手中，我看到了一封1970年2月3日寄自越南的信：
　　“......我於(1969年)12月18日由昆明起程，23日过境到(越南)莱州(省)封土卫生厅原工作住地，想起我亲密的战友杨润同志的友爱、互助、和蔼形象，使我感到无法控制内心的悲恸。24日中午乘车到烈士陵园，将你们交给(工作)组长带来的苹果敬献在他的墓前......我悲痛的泪水夺眶而出，组长劝我人总是要死的，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他的死是为实行国际主义光荣牺牲的，他的死比泰山还重。(越南的)扎同志介绍杨(润)同志牺牲後，(越南)莱州省委、卫生厅以及工作组许多同志、河内大使馆、专家局的领导都派员到莱州敬献花圈、挽词......遵照越南民主共和国外宾的葬礼仪式於11月20日举行。早晨8时，封土全县各机关、莱州省委、大使馆都来人参加，追悼会仪式非常隆重，送殡的各族各界机关人数六百多人，小车七部，救护灵车两部......墓是四方形的，全部用水泥砌成，墓碑也是用水泥做成的，一切都处理得很好.......莱州药材组王仁康70年2月3日夜”
　　当我仔细阅读30年前杨医生的同事写的信，发黄的信笺令我思絮万千......从此，我也永远不会忘记这位中国白求恩的故事了。其实，在每一个人的生活道路上，总有一些难忘的选择，有时是幸福的选择，有时却是的选择，也有人因为这样的选择而名留千古。有人说过：“生活与历史的神秘性，总是通过某些个体和群体的特异遭遇，得到不可思议的凸现和表述，无论幸运还是灾难，都要选中一些人，都要由这些被选择者代表人类去接受、去承受。”想必，作为中国人的援外史，杨润医生正是这样的承受者中的一员。

　　去看看他们吧

　　有许多次，总要去站在那些烈士面前，等待山风沐浴在我的脸上，然後在心里读一读他们陌生的名字。看着他们身後寂静的森林和面前蜿蜒的公路，我总有些悲伤的：森林作证，公路作证，他们曾经是那麽勤劳、那麽勇敢、那麽善良......那麽青春如花。为什麽就没有再记得他们，或者来看看他们呢?这不是平凡的历史，不该让它往事如烟。
　　在越南采访的日子里，这里的山清水秀、翠野绿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是，真正给我心灵以强烈震撼的还是越南王窝村的老百姓对中国军人坟墓的尊敬和爱护，在我看来，他们的一切行为都是无法用词语来说明的。
　　由於弄不清楚越南人对1979年中越边境战争的看法，所以在采访中我总是有意回避这段历史，但越南人却不回避，几乎每一个人都会向我提起它，因为它与烈士陵园产生了一些关系。
　　王窝村的村长名叫罗阿金，今年40岁的他在5年前接到县政府的通知：今後他必须带领全村群众一起照顾好中国烈士陵园。
　　1969年中国军队完全离开王窝村後，烈士陵园就成了全村人心目中的一块圣地，随时有人主动义务去打扫、看护，尤其每年的7月27日更是十分认真。尽管当地气候炎热，杂草长得飞快，但陵园总是乾乾净净的。後来一些人家搬到了烈士陵园四周住了下来，把它紧紧围在了村中间。
　　“但1979年2月你们中国军队再次打到我们这里，就让我们既害怕又奇怪，当时我们全村人都跑光了，等我们後来回家时，发现不少房子都被炮打烂了，烈士陵园的围墙也炸倒了一些......中国军队当时没有从10号公路上走，因为上面埋了许多地雷，他们是从对面的山上过去的，但我们相信他们在山上一定能看见、知道这个烈士陵园。”
　　1979年的战争曾经成为越南政府对烈士陵园态度转变的分水岭——以前一直十分关心，而後很少过问，只是提醒村民们不许去破坏。这样的情况一直保持到1991年，因为这一年越南政府与中国政府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我们村里一直都在保护着烈士陵园，尽管政府有好些年不管了，但我们自己要管，因为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家门前的公路，我们的生活完全离不开这条公路，这样的恩情谁也不会忘记。”村长说，“对比1979年打仗打到我们这里来的中国军队，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行为。无论如何，这些事情都过去了。”
　　於是，尽管1979年後越南政府曾经不再管烈士陵园，但王窝犄村民们明里暗里却在管理着，他们不但修好了围墙，还不断地修补着每一年风雨侵蚀过的痕迹。
　　关於维护的经费来源，村长说：“以前政府几乎没有什麽钱给我们，我们只好通过让村里的民兵出去外面劳动等等办法筹些钱，实在没有钱时就在村里号召让大家凑。”
　　因为我的到来和采访，村长和村里的男女老少都十分高兴，他们全村人听说我要给烈士陵园照相，并且要带回中国去给烈士们的家属看，所以他们都一大早就起来集中到了陵园里打扫卫生，割草的割草，清洗的清洗，尽管里面并不是很脏很乱。
　　当我在村里经过潮湿、闷热的一夜煎熬起床後，上百人在粉红色的朝阳中已经开始的辛勤劳动场面立刻感动了我。
　　“村长让我们再打扫乾净点，不然照片上不好看，让他们在中国的亲人不放心，那样我们也不安心。”一位村民对我说。
　　村里有许多孩子，在我刚到达的时候，他们都成天围着我十分顽皮，和我在中国见到的孩子没有什麽区别。而今天在烈士陵园里，当父母兄姐在打扫卫生时，他们都不再顽皮，或者帮助着干一些轻松的事，或者在一旁安静地看着——父母们或多或少一定都会告诉他们烈士陵园的故事和来历。我看到一名安静的越南小在观看父母劳动的时候，眼睛里闪烁着一种善良而且激动的东西，那样的眼神令我久久难忘。小孩子的眼神能够具有如此大的震撼力，是我以前没有感受过的，於是我的心在猛然间激烈跳动。我知道在她长大一些之後，一定会毫无怨言地继承父母们今天的工作，为这些中国军人守坟扫墓。
　　端着照相机穿梭在忙碌劳动的越南村民中间，我渐渐觉出一种特别神圣的感受，那是什麽样的感受呢?我觉得我无法描述，也许只有身临其境，而且要有一点性格的人才能体会到。每个洗乾净的墓碑上都有一个名字，我知道每一个名字都会埋藏着一段故事，或者说是一段历史，比如中越友谊、比如援越抗美，比如10号公路、比如世界和平。
　　“你回中国後，如果见到这些烈士的父母和家人，告诉他们请他们放心，我们会像对待10号公路一样好好对待他们的儿女，都30多年了，也希望他们有空的时候像你一样专程来越南看看。”一位越南老人特意请我的翻译告诉我。
　　2000年8月16日，在采访结束後，心情万分矛盾的我回到与封土县接壤的云南省金平县金水河口岸，看见中国和越南的许多人在“中越友谊桥”两岸自由地来往和贸易，我开始有了一种舒心的感觉。我当然永远不会忘记那座烈士陵园，不会忘记10号公路，特别是王窝村那越南小女孩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