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四川什邡地区民众持续表达抗议，反对当地投资百亿的钼铜项目。如果只是简单的邻避运动，那麽，他们的目的似乎达成了。但是，从社会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来看，这些快速的决策实际上并不让人感到心安。2007年备受关注的厦门PX事件，也是一场邻避运动，直到2009年广州番禺的反垃圾焚烧厂公民行动，可谓是此一类环境抗争行动的高潮。厦门PX项目最终迁至漳州建设，而番禺垃圾焚烧厂的选址经过反覆论证，直到今年4月才公布，选址拟落5个备选点之一——番禺区大岗设备基地。
　　这三年，番禺市民、曾经的维权领袖、投入关注此事的广州媒体人、学者，并没有满足於原址被否决的自利目标，而是长期保持与官方的互动，参与了整个决策过程的论证、评议，乃至行动：有青年学者甚至到台湾考察垃圾焚烧厂的建设状况。可以说，经过长时间公民社会的培育发展，广州公民已不再满足於“别建在我家後院”的邻避诉求。学者郭巍青曾发表题为“我们的垃圾在他们那里烧”的文章，提示关切被舆论忽视的李坑垃圾焚烧厂状况。部分居住在番禺的媒体人也开始反思自利与利他之间的内在矛盾，将思路调整到分析技术层面屏障的分工上，与维权居民共同推动政府采纳关於提倡垃圾分类的建设性意见，不再仅仅为了反对而反对。
　　这三年，当初参与组织策划抗议行动的维权领袖不再是“敏感人物”，而是广州市政府的座上宾。原来淹没在众多ID当中的普通网民成为了民意代表、社会活动家，他们多次受邀参与市长、副市长的座谈会，就垃圾焚烧项目的可行性进行反覆论证、协商。
　　这批成熟起来的公民，从环境抗争运动中体验到了参与公共决策的成就感和身份认同。对官方来说，则在这个开放议事渠道、增加民意代表的社会治理模式当中，减轻了决策压力，将民众的抗议处理从“政治化”转变为“例行化”处理，进而纳入制度化轨道。
　　在官民协同治理过程中，地方性的行政改革与社会建设，几乎是同步的，相辅相成的。如果没有维权公民理性而富有建设性的抗争技巧，政府可能仍然停留在封闭式决策的路径依赖上;但反过来说，如果没有广州市政府相对开放的社会治理姿态，再高明的行家里手，恐怕也难以参与到决策环节当中去。
　　如是一种官民协同治理模式，自然是双赢的，将为中国社会处理民众抗议找到一条协商式民主的路径。但是，长远来说，也只有启动广泛的政治改革之门，将这一系列地区经验纳入体制的机理当中，成为行政行为程序正义的法治基础。这样，市长拍脑袋决策建与不建一个经过论证的项目，将会受到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制约，同时，民众原本激进的诉求也会日趋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