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两岁的时候启的蒙，在成都。外公李耳余那时头顶“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特嫌”(特务嫌疑人)三顶铁帽子蹲点在家，没事干，就教我念字。我太小，有时念不出“狗”、“猫”、“羊”来，就以“汪”、“喵”和“咩”来代替，外公捻着稀稀拉拉的胡须很得意，说“这娃趣哇哇的”。我五岁时开始学背唐诗，和现在的背法不一样，外公讲究“吟”，有点像《武林外传》里秀才的怪声怪气。我听了很害怕，因而屡屡被打。九岁时开始学习《三国演义》、《水浒传》及夏商周秦汉的历史，我根本不理解，但记性很好，能够把五代十国的皇帝和大将们分得很清楚，也能把镏金镗和方天画戟分得很清楚。教我启蒙的这段时间，外公坚持用日语和英语翻译《毛泽东选集》，翻译到高兴之处就用食指笃笃地敲着桌子。躲在墙脚的居委会大妈听到後就飞快地跑到派出所去报告，说李耳余越来越反动了，躲在家里用外国话骂毛主席，还笃笃地发密电码。我见过一次外公扫大街的样子，头上流着血，腿肿得发亮，但还比较乐观，说自己幸好会武功。他是晚清“庚子赔款”公派留洋的学生，才华横溢，与一後来很着名的“郭”姓同学兼同乡交好。但人生诡异，两人四十年後因志不同、道不合彻底交恶。大约在20世纪20年代初，外公因中日邦交恶化而愤然回国，先後在燕京女大、北师大和黄埔军校任教，後积极投入到抗日和反国民党的潮流中。晚年时他说，我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是“左派”，在共产党统治时期是右派，我是左右都不是人。他最困难时，那个“郭”姓同学出於好心，提出让他去北京，好给他一些照应。但他拒绝了，说不能与之为伍。现在想来，外公就是书读得太多，读书越多越反动，臭清高，自寻死路。他死的那天正好是伟大领袖驾崩的时候，所以丧事不能大办。悄悄火化後，把骨灰撒到都江堰宝瓶口的江水里去了，宝瓶口漩涡一卷，那把老骨头就不见了踪影。这也是他的遗愿。
　　之所以写这麽多有关我外公的事，是因为他是我第一个老师，而且是终身的老师。他那间阴暗简陋的砖瓦房是我的第一个书房。我一直记得他说的那句话：凡从事某个职业的，穿着一定不要像那个职业里的人，越像，证明他干得越糟糕。後来的现实证明外公说得很对，比如现在你看整天留着长头发，动辄萨特、莫奈、後现代主义的人，一定是伪文艺青年，头发长是因为没钱剪，也没养成好的卫生习惯;比如天天穿着有很多兜的摄影背心的报社记者，多数不是摄影大家，而是正处於刚刚把焦距调准的阶段;还比如下雨天都戴着墨镜走路，假装低头怕被认出来的，一定是三流明星故作姿态引你注意，属於东北孩子冒充台北孩子的干活……不一而足。所以现在我看到夸自个儿“爱国”的觉得可疑，夸自个儿“民主”的也觉得可疑。前段时间我骂了卡弗蒂，居然被很多人夸为“中华好男儿”。我吓了一跳，你们误解我了，真的误解我了。
　　小时候，成都到处都是可以读书的地方：九眼桥头的茶馆，祠惠堂的年糕铺，锦江边上的评书场。不像现在，省图书馆都不知修到哪儿去了，旧址外是卖伪劣服装的;市博物馆好像久不见什麽文物了，很多成都人倒是把那里当成打麻将的好地方，太阳灿烂的时候就会听到排山倒海的“搓起、搓起”声。我记得当年外公常带我去东大街的一个书摊，一分钱可以看一本连环图，《基督山恩仇记》、《中锋在黎明前死去》、《茶花女》、《地道战》、《说唐》都有。我记得好多孩子都埋头在条凳上看书，样子呆若木鸡。现在那里全改成了高档娱乐场所，晚间有很多孩子在那里打电玩，或者HI大了蹲在街边吐，看上去标致而聪明。外公死时我正在新疆，辗转知道他对我有一个要求，让我一定要回到成都去，说那是一个可以好好读书的地方。他要活到现在，一定不会这麽说的。外公没什麽好结果，我的另一个老师也没什麽好结果。小学五年级时，我回到成都，班主任是个帅气的青年，名叫辜正九，我认为我“生动”的白话文写作是他启蒙的。他教我们成语时总会身体力行，比如教“功亏一篑”，他就会把扁担和竹篓挑进教室，模仿挖土、挑土的样子来证明这个成语的缘起。他还教我们背现代诗，我听不懂，只记得他念的时候，眼睛亮亮的。他个子高高，皮肤白皙，戴个斯文的眼镜。可後来他的精神受了一些刺激，听说是因为学校分房时领导不想分给他，当开分房讨论会时把他支到校门口值勤，等他回来时房都分完了，而他正等房结婚。听人说，辜老师疯了的样子是：在路上狂奔，不断地把帽子使劲往天空上扔，并且大叫“瓦西里，冲啊，我来了”……我对他很感恩，不知他的精神状态恢复正常了没有。是他第一个带我去图书馆借书，地点是科甲巷，他告诉我们当年石达开就是在这里慷慨就义的。还有一些人对我有恩。我的表哥28岁时就当了省长秘书，一直尝试让我做一个正派的读书人，借给我很多书。他第一个告诉我什麽叫三权分立，什麽是“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扞卫你说话的权利”，说得热血沸腾。可生活总是那麽离奇，很多年後，他早不读书了，成为倒腾文物的大佬，据说还和非洲人做乌木古董的生意。现在他的最爱，是打麻将、斗地主，把有限的青春投入到成都无限的全民娱乐事业中去，那名言变成了“我不同意你和牌，但我誓死扞卫你和牌的权利”。
　　成都现在的读书人越来越少了，能读到好书的地方也越来越少了，这和全国形势是一样的，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不过我还是在玉林小区发现一家叫“大印象书房”的地方，装修得旧旧的，二层楼，规模不大，但有最新的书和杂志。二楼是书吧，可以喝茶，人不多，年龄都在35岁以上;一楼经常会出没一些80後甚至90後，来买郭敬明或韩寒的书，有一天不知怎麽的两派粉丝就吵起来了，差点动手。我的小说也在那里卖，没郭、韩那麽火，听说还不错，卖了上百本了。玉林还有一家更小的书店，可以买到全套村上春树的书，听说村上的书在成都是卖得最好的，是不是可以证明成都有很多小资?这家店还卖一些从西班牙盗版而来的CD，最新的歌，每张50元人民币。成都的新华书店做得挺好的，星期天会有很多人买书，但带来最高利润的听说是各类工具书，这和全国形势也是一样的，一片大好。我发现30年间书店最大的变化是，那时站着的人多，现在跳着的人多——因为那时的人没钱买书，只能去书店蹭书看，还站在那儿偷偷地拿笔记本抄书上的内容;现在明星签售活动多，所以到处是举着萤光棒、疯狂蹦跳着、呼喊着偶像名字的粉丝，虽然大多数人弄不清是博尔赫斯还是赫尔博斯，也弄不清岳飞和张飞各是哪个朝代的人。不过这没什麽，生活为我们提供了足够多的内容，不需要知道岳飞和张飞是谁，只需要知道王菲是谁。我在成都的家有一个很大的书房。当初装修时我就把最大的那间做成了书房，西面那堵墙用木条做了足有五米长、三米高的书架，脚下也全做成了书柜，一律不安玻璃门，因为一个师兄说，真正的读书人是要一伸手就可以直接够到书的。王小波的书被摆在最正点的地方，然後是海明威的，然後是海子、顾城等人的诗集，然後是武侠类的，然後是一大堆禁书……不过大多数我都没来得及看，这是半吊子读书人的通病——爱慕虚荣。我觉得最好玩的事莫过於看近十年来报纸的合订本，你会觉得比《聊斋》还荒诞，比科幻小说还科幻。很多年後，我有了一些钱，就在北京买了一套靠河的房子，虽然那房子的格局让人看了很悲凉，但我仍装出精神充实的样子，比如把靠北的一间小房当成书房，安一排书架，看两岸风光。但楼下是几条始於西客站的铁路线，着名的风水先生董易林说会引发腰疼，哪天弄一块泰山石敢当来镇一镇，就可以防止因铁路线从楼下经过带来的不利。我信了。从书房往远处看是一排非常现代化的建筑，比如潘石屹的建外SOHO，比如国贸，比如银泰，比如中央电视台的新台址。但仔细看，其实也有很多简陋脏乱的地方：面目狰狞的工地大坑，给民工发放盒饭的混乱十足的露天食堂，正如刘震云先生写的《我叫刘跃进》里的场景(电影就是在那里拍的)，完完全全是一个大贫民窟。我的书房下面的风景，是中国目前的缩影，是50年前和50年後的粗暴嫁接。
　　不知为什麽，这些，书里没有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