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审时，廖丹几乎落泪
廖丹回到家时，妻子杜金领在编织小包，准备卖钱
12日上午，廖丹因诈骗罪在北京市东城法院受审，他向法官求情，希望能宽限时间让他卖房退赃。检方向法院建议判处其有期徒刑3到10年。
案发医院审核发现异常
去年9月，卫生部北京医院(下称北京医院)重申，要求严格核实收费单据确认程序。这本是医院的常规工作之一，但这次医院却发现了异常。
去年9月14日，血透室工作人员在确认收费单据时，发现患者杜金领的收费单在医院计算机系统中没有收费记录，便将此事报告给保卫处。随後，保卫处与财务处共同对患者以前的收费单据进行核查，发现该患者上交的收费单上的印章和医院一直使用的门诊收费印章似有不符之处。再查询门诊收费处电脑，发现该患者自2008年以来，电脑记录中仅有其缴纳的药费的相关记录，而没有缴纳透析治疗费用。
经统计，患者杜金领的异常收费单据共达51张(後因有两张收费单模糊不能鉴定，检方确定为49张)，涉及金额15万余元(检方核实17万余元)。
北京医院因此向警方报案，恳请警方查清事实，依法对当事人进行严肃处理，挽回医院的经济损失。
原委妻子患病花光积蓄
杜金领患有尿毒症，慢性肾功能衰竭，杜金领每周都要去医院透析2次。杜金领和廖丹再次到医院透析时，被蹲守民警带走。
42岁的廖丹见事情败露，向警方道出实情。他说，这是他一个人干的，与妻子无关。廖丹说，妻子自2007年6月左右患上尿毒症，一直在北京医院治疗，每周做两次血液透析，每次的费用是420元。“一开始我还有能力承担医疗费，但时间长了，家里没钱”。
廖丹是北京人，父母离异，他自1997年从厂里下岗後一直无业，靠低保维持生活，平时开摩的拉活赚点生活费。杜金领是河北人，生病前在北京打零工。
廖丹说，算上前期的治疗费和透析费用，不到半年，家里的几万元钱就花没了，“2007年底，我就交不起透析费了。朋友都借遍了，再去借，他们就直接说，“多了你也别张嘴借了，几百块钱可以给你，你就不用还了”。”
方式自盖假章蒙混过关
廖丹说，他常在路边看到有刻章办证的小广告，他就想到一个办法——找人刻医院的收费章。正常的交费流程是他每月到医院一次交清一个月的透析费，医生开好收费单後，他将妻子送到透析室，自己拿着收费单到收费处交费盖章，再拿着盖章的单子送到透析室。他想，如果找人刻假章，然後盖在收费单上，或许可以蒙混过关。
廖丹按照小广告上的电话联系了一个刻假章的人，两人约见後，他拿出之前的收费单让对方作为样子，刻北京医院的门诊收费章。拿到假章後，廖丹尝试了一次，果然蒙混过关。就这样，廖丹给妻子做了将近4年的“免费”透析治疗。
受审承认错误卖房退赔
检方指控，2007年底至2011年9月间，廖丹在北京医院使用伪造的收费单，为杜金领进行透析治疗，骗取该院治疗费17万余元。
12日上午10点，已被取保候审的廖丹走进法庭受审。庭审中，他低着头，眼睛红肿，回答讯问简单乾脆，他说：“我全认。”提起患病的妻子，他不住叹气并落泪。
因没有聘请律师，在辩护阶段，法官问他有没有什麽辩护意见，他说：“我没什麽可辩护的，我承认我犯了错误。”法官问他能否退赔，他向法官求情，希望法官能给他时间。他说：“赔，但是要17万多，我只能卖房赔，我住的房子是小产权房，不好卖。”
检察官表示，廖丹涉嫌诈骗罪，且数额巨大，按照规定，应处有期徒刑3年到10年。检察官同时也建议法院，希望在量刑时能考虑到他如实供述和当庭认罪态度。法院未当庭宣判此案。
对话我得救媳妇的命啊
记者：交盖有假章的收费单，不怕被查出来吗?
廖丹：怕呀，我要有钱治疗我还能想这招，媳妇有病我又不能不管。第一次拿着盖假章的收费单，我心里也打鼓，我也是侥幸想试试。工作人员没发现，看了看就说行了，我这胆子才越来越大。
记者：这4年来，你就不担心会被发现?
廖丹：我哪顾得上想这些，我得救我媳妇的命啊，我一直认为他们没发现。
记者：出事後，你继续给你爱人做透析了吗?
廖丹：做了，今年我从街道给她申请了救助，可以报销的比例为55%，从今年开始我就到医院收费处交费了。
记者：你想过没有，你要是被判刑，就没人照顾你爱人和孩子?
廖丹：想什麽啊，我也不知道，看法院怎麽判吧，後悔也晚了，但我对得起他们(家人)。
探访丈夫患病不治把钱留给妻子
开庭後，廖丹眼角挂着泪离开了法院。在回家的公交车上，他接到妻子打来的电话，他说：“开完庭了，还没宣判，我一会儿到家。”妻子跟他说，孩子上初中马上军训了，老师又在催交军训的费用520元，他的嗓门一下子提高了，“昨天才交了3000多的透析费，哪还有钱交。”
一个半小时後，廖丹到家了。房子大约50平米，客厅里除了床、桌子、生活用品外，还堆放着一些药。
杜金领说，怕丈夫一去就回不来了。她本想去参加开庭，“他怕我在法院一着急就喘不上气，不让我去”。“我这一上午紧张得不知道干什麽，一会儿起来，一会儿躺下。”杜金领说，现在廖丹是家里的顶梁柱，如果廖丹坐牢，她和儿子该怎麽办。
患病後，杜金领再没工作过。杜金领脸色蜡黄，乾瘦乾瘦的，体重才70斤，“我才38岁，可小孩都叫我奶奶。”生病後，杜金领全身没有力气，吃了一些药後，今年才能站起来走走。现在，她偶尔出去走走，捡些破烂换钱，有力气时就用线织点小包出去卖。
每天，廖丹早上起来，先给孩子做饭、送孩子上学，再去开摩的拉活。中午回家做饭，下午4点接孩子，做完晚饭吃完，还要去拉活。每周，廖丹开着摩的把妻子送到医院，之後去地铁口附近拉活，能挣点是点。廖丹患有糖尿病和肺结核，为了省下钱给妻子治病，他自己从不去看医生。
杜金领说，丈夫被刑拘後，他还以为丈夫是因为开黑摩的被拘，她打电话问警察，才得知实情，之前丈夫一直对他说是他借的钱，还说“你就好好看病，什麽也别管”。她知道廖丹犯法後当时就傻了，她说自己嫁给廖丹就是看他老实。两人於1998年经朋友介绍相识，当时她在工厂上班焊线路板，廖丹已於1997年下岗待业。
“他为了我做到这份上，我还能埋怨他什麽?”杜金领抹着眼泪说。
廖丹对记者说，他和妻子感情很好。以前他待业，都是杜金领挣钱养他。他说，曾有人劝他，“差不多就行了”，但他觉得自己不能抛下妻子不管。
追踪街道申请特困救助
杜金领是河北省易县农村户口。13日，河北易县相关部门表示，杜金领可申请明年的新农村合作医疗，年缴50元，最高可报销7万元。
廖丹家所在的朝阳区六里屯街道办也表示，今年年初已将廖丹的情况上报，希望给他家争取更多特困医疗。
北京市户籍管理规定，夫妻结婚满10年，外地户口一方年满45周岁，才能投靠在京落户。
朝阳区六里屯街道办民政科相关负责人称，廖丹的家庭情况确实很困难，街道办以家庭为单位为他家申请了低保。杜金领不是北京户口，无法享受北京市民医保。但北京有“城乡特困人员重大疾病医疗救助”制度，杜金领身患尿毒症，又是低保户家庭成员，按规定可以享受，每年救助3万元。这项政策最高救助额度去年12月刚提升到8万元，街道办已在第一时间把廖丹的情况报给上级部门，“我们会在政策许可范围内，尽量为他争取救助。”
杜金领的户籍目前在河北省保定市易县解村。易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中心人员表示，即使嫁到外地，只要杜金领的户籍还在易县，按照规定可参加“新农合”，获得大病报销(尿毒症属於特殊病种大额门诊补偿范围)。参合农村居民每人每年缴费50元，在所在乡镇或村委会缴纳。2012年度缴费工作已结束，杜金领可参保2013年的新农合，每年累计补偿封顶线为7万元。
该工作人员介绍，杜金领如果在北京居住和治疗，需要在新农合管理中心办理异地医疗登记备案。如果是在易县或保定当地定点医疗机构透析，补偿比例高，在北京(属省外三级医疗机构)治疗补偿比例低很多。
不过，在廖丹看来，即使申报新农合成功，也面临两大难题：如果去河北当地透析，12岁的儿子在京上学，他分不开身两头照顾。
怡景城业主李莉(化名)资助廖丹家已有六七年。在廖丹眼里，“向人家张口，人家从没驳过我”。
“这家人已被医疗费压得不敢有奢望了，陷入了底层怪圈。”李莉认为，即使河北的新农合能报销，但对廖丹来说那也是“画饼”。廖丹每天都在算小账，想不到那麽长远。一天拉黑摩的挣五六十元，怎麽能凑合一家人温饱，然後借钱帮妻子交医疗费，“如果去了河北两天，没争取到新农合，120元的车票钱就白花了，他舍不得。”
李莉说，不能用正常人的眼光来看廖丹一家，他家就像失去弹性的弹簧，“熬了4年，已不敢奢求求助，只求每日温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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