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的欧洲，人们会将夜壶里的体液倒入污水池或泼在外面的街道上。在苏格兰，爱丁堡的居民还往往会吊上嗓门喊一声:“Gardyloo”，意思是“小心水来了”。18世纪时，有一种职业的标志是一手提着木桶，另一手举着件斗篷，三急之辈讨价还价後，便匆忙钻进围起来的“密室”。1843年，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参观剑桥大学，她瞥了一眼桥梁，问陪同的校长：“这些顺流而下的纸张是怎麽一回事?”校长知道那些是手纸，但不想让女王难堪，遂答曰：“那些，夫人，是禁止在此游泳的告示。”而大名鼎鼎的路易十四则将公开方便作为上朝理政的一部分，实际上，他正是坐在马桶上宣布了自己的订婚喜讯。
19世纪初期的伦敦，当时为了省事儿起见，老百姓已经习惯於将粪便倒入通向泰晤士河的下水道而非粪坑，而当地9个水管理公司中，有5个是从泰晤士河直接取水供人饮用的。不久後，一场死亡5万人的瘟疫暴发。医生约翰·斯诺第一个意识到，霍乱在粪便中传播，而粪便又污染了水源，从而导致了瘟疫。正是从那时起，伦敦着名的巴扎尔盖特下水道系统开始建立。
厕所引发的公共卫生革命，可以极大地降低因腹泻导致的死亡率。有数据显示，在这种公共卫生设施方面每投入1美元，在节省医疗费用和提高生产力方面平均能得到7美元的回报。哈佛大学遗传学家加利·拉夫昆认为，在延长人类寿命的诸多因素中，厕所是最大的变量。另一个维度的事实是：世界上还有40%的人口缺乏条件如厕後冲洗，超过10亿人口只能露天排便。每年至少有120万5岁以下儿童因接触排泄物而死於腹泻。2007年，第一届世界厕所峰会在新加坡举行，将每年的11月19日定为世界厕所日，旨在倡导为地球上所有公民改善厕所环境质量。
中国厕所文明的没落
而中国厕所的起源，最早是在5000年前在西安半坡村氏族部落的遗址里发现的。史载在殷商时期，西周之前，汉民族就有“尚洁”之风，当时这股风气深入到社会生活之中，谁不重视卫生都是要受到嘲笑和讽刺的。即使是在战争频繁的春秋战国年代，身处围成铁桶一般的孤城的守城军民也不忘记厕所卫生。据《墨子》载，在城头上要“五十步一厕”，周遭以垣墙围之，“垣高八尺”，守城军民不分男女都必须到公厕便溺。中国的旧俗中还有一整套对厕所的卫生管理方法。在宋代，奢华的杭州城里就出现了专业的清除粪便人员，他们沿街过市，专门上门收粪。在官制上，唐代有了专司厕所的宫廷官员“右校署令和丞”等。这些，都表明中国曾有过辉煌的“厕所文明”。
然而，到了近代，中国的厕所卫生渐渐地落在了欧洲的後面。19世纪堪称是“厕所世纪”。在19世纪40年代，在汉堡出现了用河水冲刷管道的下水系统。世界上第一个抽水马桶公厕建於1852年的伦敦，而1852年的中国，紫禁城里还不知道什麽是抽水马桶，每天清晨都会有粪车从“後门”进出。毫无疑问，中国当时的厕所文明与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已经相差甚远了。中国农村的“厕所”就更简陋、肮脏、破烂不堪了，基本是“一个坑两块砖，三尺土墙围四边”，北方的男厕多采用蹲坑式，妇女采用“灰桶子”，即：一木桶，内放石灰或草木灰。
发达国家：
公厕服务考虑周到注重平等
澳大利亚有一种很特殊的地图，它就是标明全国各地公共厕所位置和开放时间的“厕所地图”。人人都会有不时之需，出门在外紧急关头难忍难耐的时候要找个地方方便方便，手边儿有张图，清清楚楚告诉你该往哪里走。这份标明了澳大利亚全国各地一万三千多个公共厕所的位置和开放时间的地图已经在互联网上与公众见面，任何人想要查找某个地区甚至某条街道或是某个公园附近的公共厕所，只要一点鼠标就一目了然。
绘图人员收集并在厕所地图上注明厕所开放和关闭的时间，还有厕所的位置，厕所是否有残疾人使用的设备以及其它一些相关信息。比如出於安全的需要有些厕所的门通常都是锁住的，使用时必须到指定地点去领取钥匙。这些在厕所地图上都已经注明。此外，地图还收集了加油站、餐馆及购物中心的厕所情况，通常人们习惯到这些地方上厕所，把这些信息都记在厕所地图上，非常方便人们使用。在启动“公厕上网计划”的同时，澳政府也考虑到了那些无法接触到互联网的人，特别是来自海外的游客。他们可以向各地市、郡政务委员会，或者交管局和旅游咨询服务处索取公厕地图。
清洗公厕的工作给人的印象是薪水少、形象差。世界厕所组织在新加坡设立了世界第一所厕所学院，提供在厕所清洁行业的新配备和新技术方面的培训。在新加坡，公厕清洁工每月的薪金大约是500新元(约合2500元人民币)。而这批学员在结束培训後，将成为公厕清洁行业的专业人员，月薪也将增加到1000新元。
日本的公厕大多数小巧玲珑,体现了城市小品建筑的个性,在公厕里一般都备有卫生纸,并装有扶手、挂衣钩,受到市民特别是老人和女士的青睐。有的公厕还特意在厕位旁设有放置婴儿车的地方。大大方便了妇女如厕，真可谓於细微之处见关怀。同时，大多数公厕都附设一间残疾人专用厕所，使残疾人同健康人一样，能够获得室外活动的平等权利。
更令人惊奇的是日本一些公厕安装的一种暖座免纸抽手马桶，上面有个温控器，人一坐上去便自动升温，以免感到冰凉。待方便之後，便座後方有一喷嘴会自动喷出温水对如厕者进行清洗，随後再吹暖风直到自动烘乾。
中国的公厕：
贫富对比鲜明
在北京、上海、深圳等“窗口型”大城市的一些主要街道，不乏花费上百万元装饰的豪华厕所，而百姓生活区内(特别是旧城区)，许多公厕却是屎尿横流，恶臭熏人。在公厕取消收费这项措施出台後，因为缺乏积极性，一些在公厕收费时代还算乾净的闹市公厕因为乏人管理，也如同那些传统的公厕一样，臭气熏天。
应该说，“五星级”厕所的享受是舒适的，也是值得期待的，但因为“五星级”厕所太奢侈，所花费的成本过高，而在其背後，则让我们看到公共厕所的“寂寞”。比如数量远远不够，卫生并不乾净，相关的管理人员工资低等等，这样的不平等对待，反映的正是公厕在不同级别上的设置不合理。
经营场所内的洗手间本来不算正式的公厕，但很多城市都要求经营场所的厕所对外开放，作为对公厕不足的一种补充。这些“准公厕”由於数量多，比较容易找，已经反客为主成为人们出门在外如厕的主要选择。《环境卫生工程》所做的不同类型城市的公厕数量和种类构成差异调查研究显示：准公厕即经营场所的公厕已经成为人们出门在外如厕时的主要选择。在外如厕时使用过商场、商店内厕所者比例最高，为57.3%，其次是快餐店内的厕所(42.9%)，然後才是公园或旅游景点内(40.6%)以及大街上(33%)的厕所等真正意义上的公厕。而真正的公厕应该是24小时服务的，准公厕受经营时间和经营地段的限制较大，难以完全满足人们随时随地会产生的如厕需求。
厕所的管理：
民主决策、自治分权
德国各城市公厕管理部门在确定厕所的地点、数量、设施时，必须依靠着名调查公司来配合完成。首先由选定的调查公司在媒体上进行宣传，使当地市民了解政府建新公共厕所的想法，然後由该调查公司出面在市民中搜集意见，并把所有的意见汇集成几种方案，而後再经市议会投票，最终决定一座公共厕所建在哪里。可以说，“从市民中来，为市民服务”是德国政府为公厕选址的最重要原则。
早在1985年，日本厕所协会成立，其目的在於通过与自治体以及各领域和个人的沟通与合作来共同致力於公共厕所的改善。日本厕所协会提出了“创造厕所文化”的口号，并与海外国家的厕所协会开展友好交流，同时为公厕建设提供各种援助。日本的公共厕所管理与德国有所不同，特别是居民住宅区的公共厕所更多地采用居民自己管理的方式。如日本熊本县一个公共住宅区的公共厕所都是经当地主管行政部门批准，在小区居民的协商下建立起来的。
法国JCD公司是一家专业制造城市街道公共设施，如路灯杆、路标指示杆、人行道隔离杆、公交候车亭、小型投币厕所、道路废物箱等的专业公司，同时又是一家户外广告经营公司，并附设有印刷厂、清洁公司的大型综合性企业，公司通过向政府无偿提供上述这些设施，与政府形成在城市公共设施方面的合作夥伴关系，作为回报，政府将城市户外广告的发布、经营权特许给JCD公司，公司通过经营户外广告获取经营收入。
这种政府与私营者的合作夥伴关系，使得政府与私人双方均能较好地得到各自所希望得到的东西，即政府不出资或少出资建设这些城市公共设施，而私营者得到经营利润。JCD公司并把这种方法推广到国外，在英国、德国、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瑞典、美国等国的一些城市，都能看到他们向政府无偿提供的产品，如小型投币移动厕所，已经达到4000多座，当然，公司也获取了丰厚的广告经营收入。我们也可借鉴法国政府与JCD公司合作的做法，在公厕建设融资管理工作中加以应用
辨别一个城市是否发达，最好是来一场倾盆大雨，看雨後的街道是怎样，同理，看一个城市是否文明，最好是去它的公厕走一遭，看它在光鲜的表面之下，是否藏着让人掩鼻的恶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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